爱这个世界，相信改变的可能—— 读李玉春的《阿包》

　　“生活不可能像你想象得那么好，但也不会像你想象得那么糟。我觉得人的脆弱和坚强都超乎自己的想象。有时，我可能脆弱得一句话就泪流满面;有时，也发现自己咬着牙走了很长的路。”(莫泊桑，《一生》)。《阿包》就是一个平民百姓写“自己咬着牙走了很长的路”的非虚构文本。

　　《阿包》由广东人民出版社于2024年12月出版发行，是苗族妇女李玉春的个人口述史。她出生在贵州省雷山县一个叫固鲁村的苗寨，苗名叫“包里给”，家乡人都叫她“阿包”。

　　“活下去”，是《阿包》的主题，也是阿包在布满荆棘的人生道路上“咬牙”前行的信念。《阿包》记录了作者所经历的一切：出生在贫困的山区，童年失恃，学龄期失学;从小做家务、干农活，十几岁便到省城做保姆;二十出头嫁给大自己18岁的离异矿工，并生育两个女儿;承揽了丈夫所在矿区的全部公厕的清洁工作;在劳务市场轻信他人被拐卖到遥远的北方;在医院做保洁，做护工，同时兼顾给人做家政、带小孩;照料身患绝症的丈夫直至他的离世，资助重病的哥哥及其逝后的家庭，照顾年迈的父亲，被电信诈骗等等，她的大半生，就是在社会底层挣扎着。她没有埋天怨地，只是默默地用泪水与汗水擦亮命运给予她的那片灰蒙蒙的“天空”。或许因为太苦了，以至她谦卑地说：“像我们这样卑微的生命，本来就不该来到这个世界上”。

　　毫无疑问，个人口述史最为核心的要求就是真实。阿包几乎不识字，《阿包》是她通过手机的语音转换文字功能写出来的。谈及这本书的写作初衷，阿包是这样说的：“我想写给我的女儿们看，告诉她们我这一生都经历了什么。但其实我写出来了也有点难为情，因为我的经历其实不光彩，我觉得有点丢脸，我怕认识的人看了，觉得我特别笨，特别蠢，也怕让我的两个女儿尴尬。和女儿们说了后，她们很支持我写书，说并不会因为这样的事情感到难为情的，相反，她们为拥有我这样顽强的妈妈而骄傲”。《阿包》是作者尝遍了人世间的辛酸与苦痛后的真情倾诉——因为太苦了，她需要讲述——“讲出来，心里好受些”。可以说，《阿包》是没有经过“美颜”的“素颜”呈现，为这个时代留下了真实而珍贵的“底片”，也为今后研究当代史提供了一个“素人”范本和佐证，其社会学意义和文学意义都是非常巨大的。

　　《阿包》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创作”——讲究虚实结合，营造高潮，表达思想。它是作者对自己过往经历的全景式“写实”，没有夸大其间的艰辛和苦难，亦没有一丝的煽情，反而由于一些经历过于“残酷”，作者掩盖了一些细节，如被拐卖到北方的半年，对于在那户“买主”家的生活细节她避而不谈。或许对于阿包而言，被拐卖后所遭受的非人折磨是一段不堪回首的屈辱和常人无法想象的“灾难”吧!

　　爱这个世界，相信改变的可能。是《阿包》带给我们的重要启示。由于做起活路来不怕脏、不怕累，她赢得了一家医院的信任和尊重，在医院做了很长一段时间的清洁工，得以维持家庭的基本生活开支;她尽心尽力给富人做保姆，在富人的怂恿下在省城买下60平方米的房子，实现了在城市里有个“窝”的梦想——这是她之前想都不敢想的;含辛茹苦养大的两个女儿，大学毕业后也都各自拥有了自己的事业和家庭;更不可想象的是，由于她的纯朴、善良，让在她悉心照料下身体康复后的侗族著名作家潘年英教授决定迎娶阿包，至此，阿包过上属于自己的幸福生活，可谓峰回路转，苦尽甘来。

　　所谓的“命运”，他不是先天的，决定论的，而是与时代互动的结果。阿包的前半生充满了悲凉和传奇。阅读《阿包》，我们可以看到残忍的恶，看到温暖的爱，看到一个普通人的辛劳、痛苦和隐忍，看到散发在她生命里的微光——不屈不挠的坚韧。这样看来，《南方周末》、《新周刊》、《腾讯新闻》等媒体关于阿包及《阿包》的深度报道引发几千万人的阅读也就不足为奇了。

　　毋庸置疑，《阿包》是一部可以流传下去的口述史，是个人的，是时代的，亦是国家发展过程中的一段真实记录。我相信，每个阅读《阿包》的读者，除了感动与感叹之外，定能延伸出更多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