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难叙事的人性内窥—— 重读陈永忠短篇小说《鸭客》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如是说：“他们有苦难，但是，他们毕竟活着，活得实在，并不虚幻;因为苦难就是生活。没有苦难，生活还有什么乐趣，岂不成了一场没完没了的教堂礼拜，尽管很神圣，可也太乏味了。”这里深刻地揭示出“苦难即生活”的内在逻辑，在苦难中人们仍然不虚幻地实在地活着，这本身就是生命的内在价值之所在。

　　当代文学史上历来不乏以乡土文化与民间历史为核心的大地书写，也从不缺少以灾难贫穷和奋斗挣扎为主题的苦难叙事。 陈永忠的短篇小说《鸭客》(《民族文学》2019年第4期)就是对一个特殊历史时期的苦难叙事，并从苦难人生中窥视人性。

　　陈永忠的短篇小说《鸭客》有别于当下书写当代农民自身的情感渴望、价值诉求和生活愿景，描述乡土文化背景下的城市化进程;有别于一些“新乡土”写作者，他们虽生于乡村，但乡土经验相对短暂且有限。时间与空间距离的间隔使乡土记忆与感情淡化，原本就浮在表层的乡土之根渐次松动，作家与乡土逐渐陌生，以至于产生了隔膜。陈永忠的小说创作一直专注表现和描摹乡土生活，乡村里的人和事始终作为他写作的素材和情感根基。

　　当前，“新乡土”文学日盛，孟繁华教授在《百年中国的文学主流——乡土文学/农村题材/新乡土文学的历史演变》一文中这样注解“新乡土文学”：“百年中国的主流文学不是意识形态意义上的主流，而是‘题材’意义上的主流。主流文学在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左右下，出现了两次转折：一次是乡土文学向‘农村题材’的转移，发生于20世纪40年代初期。中国主流文学在思想倾向和审美取向上发生了重大变化，在思想倾向上，是民粹主义的民众崇拜;在审美取向上是暴力美学崇拜。另一次是‘农村题材’向‘新乡土文学’的转移，发生于80年代初期。这一转向，使中国主流文学的面貌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而青年作家项静定义“新乡土”时，指的是由“出生于20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具有短暂的乡村生活经验，在改革开放后以城市为中心的教育体制中成长，经历了初期‘进城’的困难，已经在精神上或者物质上嵌入城市”的写作者所创作出的作品，这类作品“呈现出朴实化的倾向”，“回到乡村风俗礼仪、人伦风尚的呈现”。

　　《鸭客》反其道而行之，把叙事场景置于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特定年代，是一篇创伤记忆的历史叙事。一夜暴涨的木良河把为生产队养鸭的老鸭客冲走多日不见身影，老鸭客养的鸭仅剩下200多只，还有700多只不知冲到哪里去了。老鸭客的养子来宝子承父业，养鸭技术不精的他听老鸭客多年前相认的老庚老发的意见，将剩下的鸭子赶到清水江码头去卖。卖鸭得的100多块钱，却被借宿的姑娘春秀偷走了。来宝回到生产队，如实报告因涨水鸭群损失大半，养父下落不明，剩下的鸭卖了钱却被偷了的事实。回到生产队的来宝受到了怀疑：“涨水，我知道，水是从上游涨起来的，流过我们冷水才到木良的。我问你，涨水能淹死鸭子?更淹不死老鸭客，老鸭客比鸭子还鸭子呢，谁不知道他的水性?再说了，就算损失一些，就像你说的只剩下200多只，那钱呢?被偷了，编吧，真会编。你俩爷崽一定是想占有生产队的鸭钱，思想不纯，坏分子……”于是，来宝被红卫兵带走，关在村公所黑漆漆的房子里。生产队长和红卫兵轮番逼问，折腾了几夜，用鞭子抽他，用锥子锥指头，来宝始终还是那几个字：鸭子被冲走了，钱被偷了。见问不出什么来，生产队长决定对来宝进行惩罚：白天抬石头修水库，接受劳动教育，晚上接受社员群众批斗。被放松看管的来宝百无聊赖，到张家“抱棚”看孵鸭时遇到了春秀。春秀带着恨得牙痒的来宝去寨老家看一个人，原来是他失踪5个月的养父老鸭客回来了。来宝这才得知，春秀爹为救老鸭客而付出了性命，春秀要葬父却身无分文，巧合之中遇到来宝，便趁借宿之际偷走了来宝卖鸭的钱。

　　小说设置的悬念到此还没有完全解开。知道了事情原委的队长想把秋水鸭的养殖任务交给来宝，吃了一番苦头的来宝不想也不敢养鸭，被生产队安排去跟老歪叔学 “炒谷抱棚法”，掌握用眼皮去量鸭蛋的温度，弄清楚鸭崽是怎么从蛋壳里出来的。春秀也住在来宝家，动员来宝继续养鸭，来宝不明所以，春秀说：“你想，叔什么都记不得了，只记得涨水那天一段事情。我想只有通过放鸭才能恢复他的记忆。”

　　茅盾说：“关于‘乡土文学’，我以为单有了特殊的风土人情的描写，只不过像看一幅异域图画，虽能引起我们的惊异，然而能给我们的，只是好奇心的餍足。因此在特殊的风土人情而外，应该还有普遍性的与我们共同对于运命的挣扎。”《鸭客》在呈现那个年代的时代图景的同时，也展示了那个年代人性的恶与善，乡村伦理道德失范，人性的挣扎。老鸭客与老发喝酒，不为老发苦苦相留所动，执意要回河边守护鸭子，让来宝留下来住在老发家。只是因为老鸭客光棍了五十来年，来宝是他平白捡的一个儿子，自然爱惜，轻易不让来宝跟着受罪。这既体现了人性中老人对孩子的关怀，也袒露了父辈对晚辈的舐犊之情。来宝赶着被洪水冲走剩下的鸭子到清水江码头卖，放排下来的木商们知道他是老鸭客的养子后，便以较高的价格，你一只、我一只地将鸭子买走了。人与人之间的善溢于笔端。至于春秀把来宝卖鸭的钱偷走、生产队对来宝进行批斗，是特殊环境下的恶。而最后春秀取得了来宝的原谅，生活在了一起，既出乎意料之外，也在意料之中。结局有传统的意味，生活的圆满来得不早也不晚，但“像天边的一片晚霞”一样给人以美感。《鸭客》将对于人性和当时现实更深层次的思考，埋藏到养鸭的日常化叙事中，折射出对于人情世故、人性以及当时人们生活状态的深刻思考。小说的意义是什么?在短暂的人生中它让我对生命、时代有更真切的体会。与此同时，它能让我对自身反复打量，打量我内心的善与恶，我在这些里面能够找到关于生命更深刻、更浑厚的意义。有人说，“文学不能改变世界，但它能拯救心灵。所以在某种程度上，好作家就是一个牧师。牧师用经义布道，作家用的是从心灵流淌出的文字。”陈永忠在作品中融入一种精神信仰的关怀，用文字传经布道，让人在道德意志的感召下，升华主体人格。这种历经信仰的洗礼而铸就的精神境界使灵魂圣洁、无瑕。在信仰的关照下，或完成了自我救赎，实现了精神皈依;或德善走向“至善”，道德意志镀上纯美光环。我们看到，世事遇合变幻、穷通成败，看似离奇莫测，其实归根结底都是人性使然。

　　我们知道，田园、乡土、乡愁，构成了千百年中国文学极为重要的文化源头。中国古典文学有一个深厚的故乡书写传统。在费孝通看来，传统中国最根本的性质就是它的乡土性。乡土意识是中华民族文化最深厚的精神积淀，是审美传达的理念内核，构成千百年来中国口口相传的乡土文学传统。乡村不仅是文人认知世界的起点，更是文人吟哦的精神原点。乡村是孕育生命的自然之地，是中国人代代传承、不同区域人们栖息与交往的人文历史之地。这里凝聚着祖祖辈辈的历史、生命与情感。乡村之于中国人而言，可谓是生于斯，吟于斯，最终死于斯，魂归于斯。

　　陈永忠的小说让我们看到，一个长于乡土经验描摹的写作者，回归乡村，他的小说取材接近生活本身，让读者感到熟悉和亲近。《鸭客》没有宏大的叙事，却用细微的描写为读者呈现了那个时代的生活和精神图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