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民族文化立言—— 评陆景川新著《贵州侗族当代文学史》

　　陆景川先生是我的师长，在他退休时，我发表文章《勤劳一生的侗家人——陆景川先生评记》(《贵州都市报》2015年9月7日)，对他的文学创作进行述评，其中写道：“退休而不能闲下来的景川先生，还将创造更多的文化成果，积淀更多的精神财富，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景川先生新近出版大著《贵州侗族当代文学史》，就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惊喜。捧着厚重的新书，既折服于内容博大，又感动于景川先生的执著。从这本民族文学史书上，观照到当今社会的成功与繁华。

　　观察一个社会发展，古人大致提供了两个参考角度：一者史学文化：盛世治史，以资国治;厚德修志，引为镜相。一者诗教传统：从诗歌音乐建筑等文化表象，观察一个社会是否成熟稳定。在诗教文化土壤的基础上，各种文化种类相继得以生长、发展和传承，特别是富于史传情结的国人，形成盛世治史、隆德修志的深厚的史志文化土壤，催生了根深叶茂的史志类型：编年史、断代史，构成规模宏大内容浩瀚的二十四史等主流传统;省志府志县志村志，行业志专业志，构成种类繁多内容丰富的立体志书文化，构建了中华民族重要精神家园。

　　治史修志，对于社会或个人来说，都是需要花费巨大财物、时间和精力的浩大工程，只有和平安静的环境和富足的物质条件，才能静下心来，费心用情地整理前人留下的资料，心平气和地对前朝人事进行相对客观公正的评价。专司史志行业有成就的人，大体都是文章大家，或德高望重的专业人才。景川先生长期从事史传文学的钻研和耕耘，在黔东南文化界，德高望重。《贵州侗族当代文学史》的编成出版，既是对传统史志文化的传承与发扬，亦是多年研究侗族文化和侗族作家的集大成果。除此，还得益于几个方面的现实要件：

　　一、文化视野的社会宽度。从事文化史的专家，需要有较宽阔的文化视野，能够对发生于当代社会的文化现象，保持敏锐的自觉观察，并进行深入分析和研判，对重要的作家和作品，有较准确的研究和把握。景川先生的学习和工作年代，涵盖了改革开放以来的各种新文学活动时期。他是当代新文学发展的受益者，又是其中的实践者。既以一个学者的身份，观察和研究贵州尤其是侗族作家的文学创作，又积极参与各种不同的文学活动。散文作品《勤劳一生的侗家人》等还在全国的文学大赛中获奖，拥有一定的文学地位。他熟悉当代侗族作家的文学创作，对有影响的作品及文学现象，能够进行较为系统客观的总结评价。

　　二、史志研修的时间长度。修志治史和一般文学创作不同，是一项具有较强专业性的工作，需要通过严格的专业训练，方能具备相当的专业能力。景川先生司职的单位多与文字打交道，参与或担纲县志、州人事志、各门类的文化志书等编撰任务，具有编史志的文化自觉，对文史、人物志等资料的收集工作相当专业。为给革命志士龙大道树碑立传，曾经赴龙大道工作生活和战斗过的地方广泛收集资料，通过《龙大道传》，使出身于黔东南锦屏、为中国革命做出重要贡献的龙大道烈士，以鲜活的形象展现于读者面前，受到史学界广泛好评。以此为契机，景川先生又撰写了革命志士杨和钧的史实材料和诗歌研究，延展到《伟人名家与黔东南》等系列重要史实的编撰、收集与宣传，为黔东南与传统文明、与伟人名家、与主流文化的对接融入搭建了桥梁。景川先生专门从事史志研究与人物志传的编撰，成就了行业名家的地位，为黔东南地方志和人物传记文学的发展，为民族民间文化的宣传作出了重要贡献。

　　三、民族研究的理论深度。出身于歌舞之乡的黔东南人，“会开口就会唱歌，会走路就会跳舞”。心灵根植于民族文化土壤，思想精神浸染于浓郁的民族文化，每一个细胞流淌着自然的韵律，跳动着音乐的节奏。景川先生成长于森林之乡九寨，生活环境贴近大山自然，桃红柳绿，鸟语花香，是为日常。侗族大歌那幽远且经典的蝉鸣，犹如来自天庭的乐音，开化了侗乡人的心智，培育人们对美好事物的感悟与追求。记录带着森林泥土芳香的自然声音，成为侗族学者的文化使命与责任。民族学者就是从民族文化学习、挖掘整理和传播走上文学之路。景川先生早期主要以民族文化研究为主。他的散文，散发着九寨侗族文化的气味与芬芳。所谓民族的，也是世界的。这种观点深深地鼓励和影响着偏远或弱小民族的文化学者，成为民族学者的一种文化自觉。景川先生出于对民族文化发展与传承的历史自觉，数十年如一日，挖掘整理和研究民族民间文化，记录有代表性的文化现象，积极宣传推介于社会进步有贡献的重要人物。从与景川先生的交流中，他对《贵州侗族当代作家史》中的多数作家和重要作品，都有相当深入的了解和研究，对某些作家作品的研究已著文发表，这对他著书立说，提供了充分的条件。当然，作为一个文史作家，他能够做到，在现场，又疏离于现场。没有生存于现场的作家们的感情纠葛、艾艾怨怨，因而能保持客观独立和公正的立场。从史学的角度来看，更能彰显著作的重要史学价值。

　　四、文化思想的站位高度。纵览《中国侗族当代文学史》，对作家的评价主要依据作品和文化史料，具有较高的思想站位和客观的文化立场。体现了三个重要的评判标准：一是史学的评判标准。在“小说”章节，将滕树嵩《侗家人》放在开篇，体现了作者严格遵循史实的治学态度。二是文学的标准。作者并不严格按照作家年龄和身份顺序排位，而是按照对文学，尤其是对侗族文学的贡献和影响力收录和排序，在尊重史实的同时，坚持了文学标准和类别区分;三是将人类文化学作为重要依据，将对侗族文学的开创和启蒙，对侗族文化的发展繁荣有重要贡献的人物，皆收录书中。将侗族医师吴定元的医歌收入，顾久先生于序言中评：“当是侗族歌谣之经典”，“把‘吴定元的医歌’作为诗歌篇目之首予以评价，首次拓宽了侗族诗歌的题材领域”。同时还将“侗族大歌”这一重要的传统文化类型单设章节，体现了作家对民族文化的重视和偏好，表明本书在为侗族作家立传、宣传弘扬民族民间文化方面的开放态度。

　　《中国侗族当代文学史》固化了侗族当代作家作品和文化现象，是对侗族文学的重要贡献，也丰富了中国当代文学史，对于宣传侗族作家及作品，弘扬民族文化，提供了一个可供资鉴的重要文化样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