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记事本

　　父亲年轻时有本记事本，比一个巴掌大点，外壳是硬纸壳上蒙着一层结实的绛紫色帆布，封面上部是一幅圆形的天安门浮雕画，下书两个绿色大字：红星，非常具有时代特征。几十年过去了，除了外壳有点破损外、褪色外，整个记事本还很完好，里面记载着我家的困难历史和父亲劳动、生活的艰辛，内容零星，是一个时代的缩影。

　　记事本里最早记录事项是1960年2月，是父亲到镇远县商业局学习，这是父亲当时在镇远建筑公司做会计时的一个事项。

　　一开始，父亲在公司本来是做木工活的，得知父亲读过小学，写得一笔工整的字，又拨打得一手好算盘，没多久公司领导就把父亲调去做会计，并把父亲作为后备干部进行培养，记事本上记录的那次去镇远商业局学习，2000多人的公司选派了13人去，父亲就是其中之一。

　　1961年，因母亲一人在家劳动，难以维系家庭生活，父亲不顾公司领导极力挽留，顺应“城市支援农村”政策，从公司回乡务农。

　　上世纪七十年代，生产队时期，干什么事情都是折算成工分，父亲在生产队做过会计，记事本里偶有父亲参加生产队查账、分红，到公社开会的记录，当然，这些工作也是要计入工分的。

　　“1967年10月28日，和杨某某对账一天。”

　　“11月29日，算队上分红1天。”

　　做会计，会查账，是当时有文化的体现。父亲不管是自己做生产队会计，或者是查别人的账，都秉承公心，深得社员群众信任。

　　“1978年10月8日，连着开学习会4天。”

　　这是父亲当生产队长后的一个记录事项。如果说做会计费的是脑，那当队长就是又劳力又劳心，和普通社员一样，生产队长也是凭劳力挣工分吃饭，没有任何补贴。其他社员收工后可以安心休息，而生产队长还要安排明天的活。在那个吃不饱穿不暖的年月，大家都有怨气，农活安排得好则罢，稍有不妥，就会引起少部分社员的不满。生产队长既要卖力带头干活，又要承受个别社员的冷言冷语，是个费力不讨好的角色，很多生产队长都是在社员群众的不满中辞掉的。

　　在父亲任生产队队长之前，我们生产队是整个公社有名的后进生产队，每年分粮、分红，都是全公社最低的，之前公社书记曾多次登门找到父亲，想叫父亲带这个头，父亲都推掉了。

　　1977年，公社书记又连着几次登门，父亲之前已经推脱了好几任，实在不好意思推了。

　　父亲在大家举手投票前说：“我带着大家干可以，但大家要听安排，不要只发牢骚不干活，窝工也不行，要是有人提出，我和队上的社员代表去看后属实的，不仅要扣工分，还要在完成平时劳动的同时自己抽时间返工，而且不能误了农时;如果是某几个社员一起干的活，也按照这个执行。”公社书记当场表示支持，并说以后谁不服从安排的，就报到公社。再说社员群众也信得过父亲，大家都支持他，结果父亲全票当选队长，他是全公社各生产队成立以来唯一全票当选的队长。

　　父亲当队长后，凡事以身作则，苦活、累活都是带头干，在他的带动下，全队社员也干劲十足。我曾问过父亲，有没有真正扣过社员工分。父亲说没有，就是要公社书记压阵提个要求而已，农活的标准不一，用尺子量不了的，大体上过得去就是了，那个年月大家都不容易，拖家带口的，真要扣了谁的工分，虽然自己出于公心，却也不忍心。父亲说有好几次，自己利用出工、收工的时候顺带去检查，确实有马虎的，父亲会私下里告诉他们，他们多半会偷偷去干好。

　　有了父亲的积极带头，我们生产队当年就喜获丰收，甩掉了全公社垫底生产队的帽子，父亲也因此受到县里表彰，奖品是两个斗笠。

　　小时候，我家姊妹多，劳力少，尽管父母非常勤劳了，也依旧是一年难得几回开荤。父亲的记事本中有这么一条：

　　“1976年11月6日，借杨某某猪肉5.1斤。”

　　杨某某是我家邻居，他家只有3个人，其中两个劳动力，家庭条件比我家要好很多。父亲的记事的时间都是农历，11月6日，杀年猪的人家偶尔也会这么早。不管谁家杀年猪，一条街的小孩都围过来看热闹，那时家家困难，肉都很金贵，不像现在杀年猪请几大桌亲朋好友来吃庖汤，小孩们虽然嘴馋，但也只能看完热闹就各自回家。父亲看我们实在嘴馋，就去她家借了5斤1两猪肉来吃。那个年月，借钱借米，借其他生活物资都很常见，唯独借猪肉是很少见的。借猪肉，成了困难时期我家的特有记忆。

　　父亲的记事本中，记得最多的还是借粮食：

　　1978年12月，借邹某某大米100 斤，在仓库挑的;

　　1979年5月初一，借王某某大米65斤;

　　……

　　我家劳力少，兄弟姊妹多，每年队上分口粮后，还去之前借的粮食，又所剩无几。第二年开春不久又要开始借粮食。每年借了还，还了又借。那个年月，大家都困难，绝大多数都是相互帮衬，借出粮食的人家也不要利息。父亲始终记得别人的恩情，父亲有木匠手艺，又能说会道，还能写，也经常还人情，谁家修补什么农具、家具，家里有事，父亲都是主动帮忙。困难的日子就在借、还中跌跌撞撞的坚持过来。邹姓人家是我家的一个亲戚，农历12月份借粮，父亲也是迫不得已。在农村，借出去的粮食等生活物资，绝大部分都是在年末岁尾前要归还，就是图个吉利，过年了，粮财要归家。父亲之所以12月去借，是因为那年我家的口粮在还清往年所借粮食之后，竟然还扯不到过年。邹姓亲戚也很同情我家，但年末从家里挑白花花的大米出去，总是不甘，他就把稻谷从家里挑去仓库打成大米，共约200斤大米。父亲从仓库借走100斤，剩下100斤，邹姓亲戚自己挑回家。

　　借粮还粮，带来的结果就是寅吃卯粮，我家借粮、还粮日子一直到1982年秋收后才结束，把粮食抢收回家，父亲核算后，终于可以在还清借粮后，来年的粮食能扯上岸了，他长长地吁了一口气。这已经是分田下户两年后的事了。

　　父亲的记事本内容不多，小时候，觉得父亲记的这个流水账很好笑，长大后，才慢慢读懂父亲的不易，父亲所记载的零星事情就是过去一段段困难的历史，社会缩影，何其艰辛!从父亲零零星星的记录里，我读到他的纯朴想法：滴水之恩定当铭记，还不起情的也要记起情。

　　在时间长河中，父亲曾随意挑了几朵浪花，放在记事本里，现在，他的记事本早已泛黄，但却始终没能绘成诗和远方。倒是他铿锵有力的横竖撇捺，时间越久，形容枯瘦中越发抽象成过去的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