默默的父爱

　　去年的冬天，老父亲因为感染新冠病毒，阳了几天稍有好转后，在一月十七日这天中午去世了。那天，他如往常一样吃了中午饭，然后靠在床头，像午睡似的，没有什么交代和嘱托，无声无息匆匆地走了，就这样悄然地离我们而去了，很安详，没留下什么遗言，就像是一场很仓促的旅行，在某一个日子就会回来似的。

　　父亲很小的时候，爷爷被抓壮丁，家里只有奶奶与父亲三兄妹生活，两个姑姑还小，在没有父亲庇护的社会，日子过得很艰难，父亲从小性格就内向、胆小、老实、怕事。爷爷从国民党军队投诚后，回到家里。父亲是在爷爷严格管教中成人的，没有主见，懦弱。爷爷做事带着干脆，有江湖习气，在家族中倒有些威望，但是对家里却是一种伤害。

　　父亲和母亲结婚后，由于母亲性格比较刚强，与爷爷不合，于是，我们很小的时候就分了家，由于爷爷的不管不顾，父亲又担不起责任，所有生活重担便落在母亲一个人的肩上，母亲好强不服输的性格，便成了家族中的众矢之的。

　　我们家从我记事起生活举步维艰，常有人因为鸡毛蒜皮的事来找母亲的麻烦，而父亲却总是不言不语，默默地在一边抽着旱烟。即便这样，母亲把家里安排得井井有条，日子过得很苦，但在父母亲的勤劳操持下，我们兄妹七人都能长大成人。

　　父亲是个老实人，不善言谈，当大家聚在一起摆龙门阵的时候，他总是陪着笑脸，好不容易插上话也是很简单的几句，然后再悠闲地吸着烟，在缭绕的烟雾里表现出一种闲情逸致，仿佛吸烟才是他最舒心的事。

　　父亲一生是勤劳的。集体的时候父母亲让大姐二姐早早辍学参加劳动抢工分，我家人口多，到年终生产队分红，我家口粮总被扣在生产队的粮仓里。每年农忙过后，由于父亲没有手艺，只能外出拉大锯挣钱交生产队换回被扣的口粮，那时叫出外搞副业，挣来的钱都交队上了。

　　到了一九七八年实施包产到户后，家里分得一头牛，三四亩田，到插秧季节，学校放农忙假，我们全家齐上阵，父母亲和两个姐姐割秧草，我们煮饭送饭。到插秧的时候，父亲负责犁田，我们负责插秧，到傍晚，我便去接替父亲放牛，父亲则去帮忙插秧，傍晚还要砍一担柴回家。我们全家人起早贪黑，累着、苦着却幸福温馨着，因为生活有了盼头。

　　父亲的一生是劳累的。因为老实，没有经济头脑，干的都是体力活，扛木头、拉大锯、挑鱼秧、淘金等，只要能挣钱就去干，父亲的左眼因为拉木头被误伤而失明，留下了终身残疾，虽然如此，父亲仍然为家庭的生计辛劳奔波。记得我哥读初三时，父亲去几十里外的邦洞买猪仔，为了省钱不坐车，直接从邦洞挑到家中，到家后几天下不了床。有一次，买来的猪仔没两天全死了，这可把我们一家害惨了，一百多元钱是借的，父母亲长吁短叹，心情无比沮丧，那年代一百多元对于一个贫穷的家庭来说已是一笔不小的债务了。

　　一九八四年，大哥从师范毕业到家乡任教，这时候生活有了很大改变，上门来吵架的人也少了。一九八七年，我考上省城后，父母亲就宽心多了。但母亲长期精神压力大，常借酒解愁，患上了高血压，一九八八年突发脑溢血离我们而去了，那年，母亲才四十七岁。母亲走得匆忙，什么遗言都没有留下，唯一留给我们的是心中那份无尽的伤感。母亲匆忙短暂的一生，也造成了父亲半世的孤苦伶仃，父亲从那时候起，就苍老了很多。后来大哥工作调动，离开家乡，姐妹相继出嫁，我也在县城工作，小弟外出谋生，几年间，一个好好的家就此人去楼空。

　　父亲的一生是孤苦的。自从我们兄妹离开家后，家中只留下老父亲一个人执着地独守着那沧桑的老屋，听不到儿女的呼唤，只有房门那吱呀吱呀的叫声陪伴着，他常在黄昏时独倚门前，盼望儿女们归来。无论走到哪里，父亲都牵挂着老家，家乡是他的念想，老屋是他的根，每次不论到大哥那里还是来我这里，只要住上两晚，便嚷着要回去，说是受不了约束，回去生活自在得多。后来父亲患上脑梗，生活质量每况愈下，但尚能自理，有时来看孙子，一不注意他就从县城步行回家，让人哭笑不得。

　　后来有一年在小弟那里过年，正月初五出来散步时跌倒，瘫了，只能坐轮椅上，这时候消停多了，可也更加糊涂了。新冠期间，服侍他成了我们的难题，实在找不到人服侍父亲，只好把父亲送到敬老院，每次去看他的时候，他都是一脸的不舍和泪水，闹着要回老家，护理人员说，你们每来看他一次，就好上两天，不吵不闹，到了第三天不来就发脾气了，看着父亲憔悴的样子，我心里难受极了，只好陪着他说说话，晒晒太阳，推着他慢慢走。到后来，护理人员说父亲不吵不闹了，我知道父亲大去之期不远了。放开新冠管控之后，我们把父亲接回老家，阳过后没多久，父亲就走了，永远地走了。

　　回想父亲的一生，不禁唏嘘，泪流满面。父亲的一生真的太苦了，只愿他在天堂那边有母亲的陪伴，不再孤独，不再困苦。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孝而亲不在。每当回到老家，面对的只有沧桑、宁静的老屋，物是人非，再也听不见父母亲亲切的唤儿声，再也看不到当年兄弟姐妹一起陪父母亲过年的景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