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知识的显性情感—— 读杨秀学散文《我的书房》

　　从古至今，爱书的人都想给书安个家，我们称之为书房。而书房一直是读书人放牧思想的精神田园，是精神的乌托邦。杨秀学的散文《我的书房》(《山花》2023年第4期)向人们呈现了自己书房这块天地，在冗杂的公事之余，为独自沉思之所。

　　山西作家卓然说：“政治家、哲学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以及诗人，各自都有自己的世界，唯独散文家没有;然而政治家、哲学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以及诗人的世界，又都是散文家的世界。只有散文家才可以很随意地到达哪个王国去遨游，把那里的最精华部分收拢到自己的襟抱之中，和了清风，糅了明月，经过烧炼、锻打、淬火，到百炼成钢化作绕指柔时，便是散文了;经过摩挲、蒸煮、泡晒，到老窖中溢出醉人的酒香时，便是散文了……”杨秀学的散文《我的书房》有别于其他吟唱山水和沉浸于乡愁的散文，就是生活溢出的香。不求大，贴近自己日常生活，书写了书房作为读书人的精神寄托地，从“物”的关爱与书写溢出对生活的情感。

　　其实，历代文人雅士也很喜欢给自己书房命名，千奇百怪，情趣各异。或以之言志，或以之自勉，或以之寄情，或之以明愿。“书”之概念自殷商始，而“书斋”自汉代便有了图像记录，汉人一席、一柱、一桌，便有了最初的书斋形象。魏晋时期，隐逸之风盛行，于是书斋自室内转移到自然山川之中。唐时，被誉为“诗豪”的刘禹锡的《陋室铭》写书房：“斯是陋室，惟吾德馨……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孔子云：何陋之有?”自此之后，书斋文化蓬勃发展。明代文学家张溥自幼勤奋好学，《明史》上记有他“七录七焚”的佳话。凡是他读过的书，自己必然要亲手抄下来，抄完朗读一遍后，随即烧掉，然后再抄、再读、再烧，接着像这样反复六七次才停止。后来他便将自己的书房称为“七录斋”。清末小说家刘鹗的《老残游记》闻名后世。他自号“老残”，又将自己的书房叫做“抱残守缺斋”。闻一多先生曾多年埋头于古代文化典籍《楚辞》与《诗经》的研究，除了吃饭上课之外，难得下楼一次，轻易不出门。饭后大家都去散步，闻一多总不去，邻居劝他说何妨一下楼呢，大家笑了起来，于是闻一多得了一个雅号“何妨一下楼主人”，他的书房从此便成了“何妨一下楼”。

　　杨秀学在散文写作中把目光投向了自己所熟悉的生活，人间烟火的点点滴滴在他们笔下娓娓道来，使得读者如见其人，如入其境。古代有“深夜秉烛好读书”，能够“秉烛”的地方就是一间书房。杨秀学在散文写道，大学毕业参加工作时没有属于自己的房子，几箱书籍随着自己不断变换租房地点而漂泊。及至跨越不惑之年才有了一间属于自己的书房，他的书房有各类书籍、文房四宝，甚至有古老的乐器梨型陶制子母埙。这样，才能秉烛夜读，“靡靡的歌舞厅，世态纷呈的酒局等的诱惑力越来越弱小。当我拖着疲惫的躯体回到家……心灵上有了靠港的感受。”能在书房阅读书刊，甚至能或坐或躺地看书;能在书房里随意地挥毫泼墨;能在书房里五音不全地吼上几嗓子，确实是幸事。“书房是我精神生活的豪宴、大餐，需何口味全由自己调配。”杨秀学写人们平时很少关注的书房，看似背离宏大叙事的小叙事架构，摆脱了重大题材的散文常有的过度自恋，反而显出了气定神闲、小中见大的沉稳感和宏阔感。俄国著名文论家什克洛夫斯基在《散文理论》中说：艺术就是被延缓的快感。杨秀学展示了自己在书房中阅读的快乐。

　　有人说，最迷人的散文写作从不来自“远方”和“高处”，而只来自“切近”和“体悟”。杨秀学“爱书及屋”，有作者个人的“私想”。有“私想”的散文，必有作者自己独特的感受、卓异的思考。

　　杨秀学在书房中，一盏青灯，一卷在手，可纵横五千年，可遨游千万里。可与哲人、先人、狂人对话，可在一句话上沉思。思想可不受束缚地放飞。

　　时节如流，岁月不居。传统的书房及阅读方式，在时代大潮的大数据洪流面前如何存在，引起了作家的思索。手机、平板电脑，使阅读快速化和碎片化，电子书就是一个海纳百川的书库。作家觉得这种网上阅读，再也没有手捧书籍破万卷的感觉。也没有满屋收藏着书的成就感。当生活中不再需要书房的时候，已经习惯在书房阅读的人们难免拔剑四顾心茫然。当然，作家坚信：“我的书的房子不会为时代变迁而坍塌，为历史而尘封。”

　　我们知道，如果要写散文，基本功还是读书，读足够多的书，有哲思深度。杨秀学的散文《我的书房》，无疑是这一方面的呈现，他书写了书房对自己的情感质量与生活形塑。

　　歌德说：“一个作家的风格是他内心生活的准确标志。”杨秀学从自己出发，让散文中有“我”，有自己的“个性”，有能触摸到日常生活的体温，有发自内心、能感化他人亦能感动自己的生命热情和力量。抵达的是精神记忆与生命状态的回顾与反思，为我们打开了审美和日常生活之间的种种复杂幽微之处。

　　杨秀学的散文《我的书房》，以小见大，折射了社会的发展、时代的进步。实际上，也是新时代巨变的赞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