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四重奏：命运的抗争与人性的突围—— 论长篇小说《仰望星空》展示的生命底色

　　人活着，无时不处于环境压迫、人与人关系羁绊之中。哲学家萨特说，他人即地狱。说明人生而处于困境与囚笼里面。人类完成文化时代的精神构建，由注重外在的社会结构，转向于人性探幽与询微。工业社会物质积淀相对丰富，人类由人与环境、人与人之间争夺生存资源的矛盾，转向于内在强烈心理需求的矛盾，这种心理变化在文学作品中得到投射，普鲁斯特《追忆似水年华》等为代表的意识流小说兴起，反映了人类心理的转向。西方知识分子生活悠闲富足，得以充足的时间探询心理幽微。我国长期受困于物资匮乏，人的生存更多羁留于物质困境，如余华小说《活着》最具典型性。最近读我的老师杨卓光先生长篇小说《仰望星空》，很好地将心理与物质困境重合，演奏了一曲近百年来少数民族知识分子与命运抗争的伟大交响乐。

　　一是努力突破地域限制，拥抱现代文明。西南少数民族囿于高原峡谷限制，虽远离战火得以享受安宁朴实的桃花源式悠闲生活，却疏离主流社会，也与现代文明保持了相当距离。主人公嘎依(汉名杨再贤)一家也习惯了这种社会环境。英国诗人约翰·多恩说：“没有人是一座孤岛”，母亲阿柳通过对比，发现汉人生活条件好，是因为识字人多，有文化，希望小儿子嘎依能够摆脱父辈和几位哥哥的命运，融入主流社会。安排嘎依上学识字，进入县立小学。呼吸现代文明空气，无疑成为嘎依摆脱传统环境社会桎梏的关键。一个与传统不一样的变幻莫常的现代社会，强烈地吸引着嘎依及其伙伴。尽管生存环境险恶，伤寒、痢疾、疥疮等多种疾病折磨着体质先天不足的嘎依，他仍然坚持完成学业，铺垫了走向更广阔山外世界的基础。这无疑是积极向上向善的生命本色体现。

　　二是与艰难时势顽强抗争，追寻理想与光明。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在上世纪贫困且战乱岁月，无论求学还是求生，每一步成长都是一个艰辛历程，充满痛苦与绝望的情绪。嘎依通过学校教育，增长了见识。因哥哥分家面临失学，获学校减免学费，补给粮食，才得以继续学业。中学毕业后，又面临何去何从的问题。在外出的苗家人引导帮助下，嘎依选择走出大山，来到重庆，迈出了生命中最重要一步。嘎依在无锡和南京读大学的几年，正是抗战胜利后，中华民族面临往何处去的关键几年，在那一辈青年的成长进步过程中，必将铭刻下伴随一生沉痛的艰难记忆：一边是追随国民党腐败政权，留在黑暗;一边是跟随共产党，走上光明道路。选择光明还是驻留黑暗，需要有极大的智慧和抉择能力。嘎依以他的睿智和善良，坚定地选择了站在民族大义、拥抱光明未来，加入解放军，投入了共产党的怀抱。嘎依还自觉地承担一个伟大的历史使命，与新政权一道，通过奉献知识和聪明才智，将穷乡僻壤的苗乡建设成为幸福家园。这个时斯，嘎依完成了人生华丽转身，他是幸福的，精神状态激昂向上，以最美丽的姿态迎接新生活。

　　三是突破监狱厚重帷幕，释放人性光辉。父亲嘎依的幸福生活仅仅维持了几年，只是让“我”拥有了一个平安祥和的童年。很快就因为父亲正直朴质和敢于仗义执言，掉入同事挖的坑里，成为右派，又被关进监狱。“我”也因为母亲离去，变成无人抚养的孤儿，只能跟随父亲，成为劳改农场里的野孩子，粗犷野蛮地生长。在监狱，嘎依一边劳改，一边申诉，他觉得自己被冤枉，希望申诉能打动上面的人，重获自由。在荒唐年代，人们自顾不暇，哪里有能力或者打破习惯性思维，来拯救他于苦难呢?更何况他的苦难是源于成长时期形成的思维习惯和特殊性格。用老百姓的话说：那是自找的，救赎只能靠自己。电影《肖申克的救赎》有一句经典台词：“每一个关在监狱里的人，都认为自己是被冤枉的”，主人公安迪抱着希望，通过丰富的知识运用实现了自救。嘎依没有实现自救，只把希望寄托在孩子“我”的身上。这是中国文化的伟大之处，于绝境或绝望中，始终把希望寄托在孩子、在下一代身上。嘎依没有办法给孩子现代文明知识的教育，只能用善良、正直与充满爱的温暖怀抱，让孩子感受父亲的呵护与期望，这是一种心灵救赎。“我”在父亲和周围人的期待中，没有滑向更黑暗深渊，而是挺起胸膛，努力成为一个正常的人，身处困境仍然希望堂堂正正做人。只有处于深渊的人，才懂得灵魂救赎的价值及意义。

　　四是突破时代和知识局限，赢得命运垂青。民族的救赎需要整个民族的思想觉醒，个人的救赎需要心存强烈希望。《肖申克的救赎》中的名言直击人心：“有些鸟儿是注定不会被关在牢笼里的，它们的每一片羽毛都闪耀着自由的光辉”“有个东西，它能穿透世界上任何的高墙，在心里，他们完全管不到的东西，一个完全属于你的东西，叫做希望。”安迪始终对自由抱有坚定信念，几十年如一日地为自由作准备。一些人习惯了高墙生活，虽获自由，最终选择了自杀。有一个著名心理现象：囚徒困境。验证了囚笼之中的人必须作出合理选择，才能获得最好结局。“我”(杨恰仰)自小生活于监狱，同样面临着一个困境，必须获得一个正面的教育、引导和激励。在监狱复杂阴暗环境里，两股力量把“我”引向不同的方向，一个引向光明，一个引向深渊。“我”最终能突破监狱厚重囚笼，在于一个时代的醒悟，清除了困住我身体的高墙，更重要的是，在“我”的生理和心理上，始终充盈着向善的道德阳光。在生命最灰暗的时刻，无数人呵护着笼罩“我”生命的这道阳光。苏格拉底说，美德即知识。这道美德之光伴随着“我”，铺垫了我人生智慧的光芒与希望。依靠闪亮于我幽暗精神世界的希望之光，“我”一路走来，学成了木匠，获得了招工机会，又靠精湛手艺，调进了大学校园。又依靠永不熄灭的智慧和希望之光指引，我和同代的知青一样，重返校园，在电大进修获得了大专文凭，受到领导赏识，提拔为宣传科副科长，又通过自我学习磨炼，成为知名记者，评上了正高级职称。“我”虽曾经处于囚笼，命运多舛，依靠道德和希望之光指引，终就融入时代，实现了人生崇高价值。

　　读着作者的真情文字，看到作家面对囚笼困境，一遍一遍艰难呼喊，我感觉就像重回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无数青年也是站在深渊边缘，一遍一遍地绝望呼喊，希望在哪里?他们坚强而真诚的呼喊，唤醒了沉睡的民族灵魂，唤回了时代的希望之光。看着作家在艰难时事里踽踽独行，我仿佛看到了一个人生至暗时刻的坚强灵魂，依然对前途抱着极大希望而勤奋努力：“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既然“我”感动了上苍，何况人乎?在这里，我仿佛把灵魂也摆进小说里，与作家的生命一起律动，一起拥抱生命之光，一起拥抱美好未来。

　　这，无疑是父子两代人卑微命运的呼喊与抗争。这，让小说闪耀着人道主义灿烂光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