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教育奠基人—李端棻

       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舒畅

       近200年前的中国，国门逐渐打开，世界格局的巨变深刻影响着中国。道光十三年（1833年）九月初十，李端棻出生于贵阳王家巷（今勇烈路）。

       李端棻在15岁即通过科考，取得乡试资格。之后的科举之路和仕途，用现在的流行语来说就是“开挂”，官至礼部尚书。但他以大半生的经历证明，崭露头角的意义并非在于“一览众山小”，而是开启了“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一个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理想人格的实践之路。

       李端棻一生最为后世称道的是他的识才用人、力主变法和发展新式教育，是当之无愧的“中国近代教育奠基人”。

       光绪十五年（1889年），李端棻以内阁学士身份出任广东乡试正考官，一批具有新学萌芽思想的青年人才得到李端棻的赏识和提携，他们中的一些人后来成为影响乃至改变中国历史进程的重要人物，其中名气最大、成就最高者，就是当年的乡试第八名，新会县（今江门市新会区）人梁启超。

       作为在中国教育史上留下深刻烙印的教育家，李端棻自同治六年（1867年）起，至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28年间曾先后出任山西、广东、四川、山东四省乡试主考官，壬辰科会试大总裁，顺天府武乡试正主考等，门生众多，识拔人才无数。

       贵州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贵州省文史研究馆特约研究员赵青在其2022年出版的《中国近代教育奠基人》一书中，这样讲述善识人才的李端棻：梁启超得到李端棻“饮食教诲”近10年，李端棻先后向张之洞、光绪帝等推荐了梁启超；两广总督岑春煊与李端棻有超过20年的师生情，李端棻为他寻找机会面见光绪帝，由此迎来人生转折；两广总督张鸣岐是李端棻任山东正主考时录取的举人；晚清著名实业家汤寿潜是光绪十八年（1892年）壬辰科进士，在戊戌变法期间李端棻举荐了他；1912年后曾任总理的熊希龄是光绪十八年壬辰科贡士，戊戌变法期间李端棻举荐了他……

       光绪十二年（1886年）丙戌科会试前，李端棻召集贵州考生进行考前辅导，这一年，贵州迎来了有史以来第一个文状元赵以炯，还有后来官至直隶总督的陈夔龙也在当年考取进士。

       “堪比庐陵”，是梁启超对李端棻的评价。庐陵指的是欧阳修，其任礼部试主考时录取的苏轼、苏辙、曾巩、程颢、张载等人才，每一个的名字都振聋发聩。在这一点上，李端棻与之异曲同工。

       评价李端棻的历史地位，绕不开戊戌变法。当时，李端棻以朝中大员身份力挺康、梁的变法主张。他先是以刑部左侍郎身份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上《请推广学校折》，提出一整套改革教育的维新主张，呈述旧式教育弊端，呈请在京城建京师大学堂，在各省建各级新式学堂。又于3年后上《变法维新陈条当务之急折》，向光绪帝举荐康有为、谭嗣同、严修等18人。变法维新运动期间，更是与康有为、梁启超等共同议定新法，成为满朝文武中二品以上大员中唯一敢言维新者。李端棻在维新运动中敢作敢为，属于这场运动中的关键人物与中坚力量。

       《请推广学校折》对当时社会产生了深刻影响。面对帝国主义列强的欺压，李端棻认为创办新式学堂，发展新式教育是当务之急。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七月，由李端棻提议，康有为、梁启超积极推动，清政府出资创立中国历史上第一所近代性质的综合性高等学府——京师大学堂（即后来的北京大学）。李端棻被后人公认为京师大学堂的缔造者。

       李端棻戊戌政变后被革职，发配新疆。但他“归来仍是少年”——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李端棻遇赦返乡后回到家乡贵州，应贵州巡抚邓华熙之请出任新式学堂经世学堂主讲，在教学中宣传新学，推进贵州思想进步。《普通学说》是李端棻有感于当时的贵州闭塞、思想落后、缺少学习新学的途径，特别撰写的向贵州民众宣传普及新学普通学课程的书籍。这是贵州近代教育的奠基之作，对新学在贵州的传播及其本土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已是古稀之年的李端棻，仍以壮年之豪情，为宣扬新学、推行新式教育积极奔走。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春，李端棻与于德楷、乐嘉藻（采丞）、李裕增等三人共同发起创办贵阳公立师范学堂（贵阳学院前身），是贵州第一所师范学堂。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贵州学务处设立，后改设为贵州学务公所，聘李端棻、唐尔镛、华之鸿、任可澄、赵以炯等人为议绅。李端棻与唐尔镛、华之鸿、任可澄等官绅发起成立贵州教育总会筹备会，致力推动近代贵州教育的发展。1902至1910年间，全省共开办各类学堂近700所。

       李端棻临终前写给梁启超的信，是他一生以青春热血公忠体国、鞠躬尽瘁的写照：“我虽年逾七十，志气尚如少年，天不死我，犹将从诸君子之后，有所尽于国家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