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端棻： 名垂青史 启示当代

贵阳市勇烈路李端棻故居旧址处立书碑介绍李端棻事迹。（图片来源：赵青《中国近代教育奠基人李端棻》）

李端棻《请推广学校折》。（图片来源：赵青《中国近代教育奠基人李端棻》）

       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舒畅

       道光二十八年（1848）十二月，两代帝师翁同龢之兄、贵州学政翁同书在贵阳、遵义、大定三府对生员进行考核，发现了一棵“好苗子”，他叫李信臣。

       科考是生员取得参加乡试资格的考试，这次科考让翁同书赞叹“黔地秀生甚多”，尤其是其中这位李信臣，“文思敏捷，非常才可比”。而被盛赞的15岁的李信臣，就是李端棻。

       41年后，光绪十五年（1889），功成名就的李端棻以内阁学士身份出任广东乡试正考官。阅卷时发现一位来自新会县（今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的考生文笔似“熔金铸史”，深以为赞，将其录取为乡试第八—这个才华横溢，能“娓娓道东西邦制度”的16岁考生，就是梁启超。

       而梁启超只是李端棻赏识、提携和举荐的众多人才中的一个。曾经在考场上崭露头角的15岁的少年英才，其最大价值并非自己官至礼部尚书的仕途，而是让更多有才华、敢担当、在清末的困局中求新求变的人才有机会进入中国核心政治圈，影响大变革时代中国的历史走向。

       从贵阳走出的李端棻，以其毕生的作为，不仅成为那个时代力主变法和创新的弄潮儿，也拥有穿越100多年后依旧照耀当下的精神价值。

       家风世代延绵，润物无声

       在今天贵阳市勇烈路，立有一块介绍李端棻事迹的书状石碑。石碑所在的位置，就是李端棻故居旧址。

       清道光十三年（1833）九月初十，李端棻出生于贵阳，可谓名门之后。哪怕因家庭变故，童年艰辛，却自小受益于良好家风的熏陶和长辈的耳濡目染，令其自强不息，终成大器。

       贵州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贵州省文史研究馆特约研究员赵青2022年出版的《中国近代教育奠基人李端棻》一书中，较为详细地记录了李端棻的身世。3岁时父亲去世，李端棻与母亲何氏相依为命。何氏出身书香官宦之家，明正统年间，何氏入黔始祖由安徽凤阳随军入黔——想来如今被热烈探寻的屯堡文化，李端棻与之也有遥远的渊源。据《贵州通志》记载，贵阳何氏第一个举人是明万历年间的入黔第七代何图出，此后家族代代有举人，世世为官宦，是贵阳的名门望族。

       在梁启超所作《清光禄大夫礼部尚书李公墓志铭》中，对李端棻曾祖、祖父、父亲都有简略提及。贵阳李氏原为湖南省清泉县人，曾祖父李文瑾是太学生，祖父是李氏入黔始祖，李端棻的伯父李朝显是贵阳李氏第一位举人，叔父李朝仪是进士，官至顺天府尹。从入黔第二代开始，李氏两代人有举人9人，其中考中进士者4人，皆入仕为官，政绩卓著，多人多次获得朝廷表彰的封赠圣旨。贵阳李氏有“叔侄四进士，两代九举人”的佳话。

       李端棻曾向表弟何麟书谈及自己早年所受的教养：“吾一生为人之道，得之吾叔；为学之道，得之吾舅。”“吾舅”即李端棻舅父何亮清，曾是贵州学政翁同书之子翁曾源的老师。多年以后，师出同门的翁曾源和李端棻一同参加癸亥恩科殿试，李端棻得中进士，翁曾源则大魁天下，高中状元，何亮清因此得“状元之师”美名。

       “吾叔”即官至顺天府尹的李朝仪。幼年丧父的李端棻由叔父李朝仪教养。其治家甚严，子侄中尤宠李端棻，视为己出，待之独厚。李朝仪于道光二十五年（1845）中进士，以知县分发直隶（今河北），先后任直隶平谷知县、三河知县、大兴知县、晋南路厅同知、东路厅同知、永定河道等职，直至顺天府尹。所到之处，皆有治声，并在三河知县任上，捐廉创建书院。他的这番经历对李端棻后来的求学、应试、仕途生涯及发展近代教育，都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李朝仪逝世之后，其最小的女儿李蕙仙，在李端棻的操持下，嫁给了梁启超。这使得李端棻和梁启超既是师生，又是姻亲，更是政治上的伙伴，日后他们共同推动了中国的近代化变革。

       家风绵延，李端棻既是受益者，也是传承者。作为贵阳李氏家族担任官职最高、最有威望的大家长，李端棻不仅严格要求自己，对家族也有严格要求。《中国近代教育第一人李端棻》一书的作者赵青在写书过程中拜访过多位李氏、何氏后人，得知李氏留有家训“勤奋、清廉、不购房、不置产”。通过《何氏家乘》，赵青似乎更理解了李端棻的人格养成：“何氏入黔600年厚重的历史，让我明白李端棻身后一个数百年的书香官宦之家对他家国情怀的影响。”而当她和李氏后人穿行在贵阳李氏先祖的墓葬间，听他们讲述先辈的故事，她感觉“如同走在时间的隧道里，历史的微光能让人依稀辨清未来的远方。”

       为人为官，精神品质闪耀光芒

       同治元年（1862）顺天乡试中举，二年（1863）会试中进士后，李端棻入翰林院任编修、内阁学士，之后曾任云南学政，以及山西、广东、云南、四川及山东等省乡试主考官及顺天乡试、会试总裁，全国会试副总裁。后迁任刑部侍郎、工部侍郎、仓场总督，直至光绪二十四年（1898）破格擢任礼部尚书。

       贵州省社会科学院党委书记吴大华在为《中国近代教育奠基人李端棻》作的序言中，概括了李端棻在为人为官中体现的精神品质，而尤为重要的是，这些精神品质至今仍具有弥足珍贵的当代价值：“一是公忠体国的爱国精神。李端棻始终以国家利益为根本，谋求国家的富强与进步。以‘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胸怀与气度，积极参与国事。”例如他担任仓场侍郎（二品）时，提出“尽撤漕仓诸官”解决仓弊问题，为此他愿率先垂范，辞去仓场侍郎一职，此举令梁启超大为感动，赞其“忠也”。“二是清廉自守的奉献精神。李端棻数十年京官生涯，一心为公，未留下多少财产，晚年回到家乡，勇烈路旧居地仅为普通住宅。”吴大华在文中写道，“三是变革图强的维新精神。李端棻在京城这个中国思想变革的最前沿逐渐开阔眼界，坚定了变革图强、谋求国家富强进步的政治理念。”

       李端棻是中国近代教育的先驱。光绪二十二年（1896），李端棻上奏《请推广学校折》，提出全国遍设新式学校，采用新式教育方法，才能实现“他日奇才异能由斯而出，不可胜数也”。当时的《时务报》《秦中书局汇报》《渝报》等皆全文刊载，在当时的社会各界产生很大反响。这一奏折为日后相关改革之发轫，奠定了中国近代教育变革的基础，标志着维新变法的序幕已经拉开。

       据《中国近代教育奠基人李端棻》一书记载，《剑桥中国晚清史》阐述了李端棻《请推广学校折》的重要价值和深远影响，认为这一奏折在关于建立新学堂的奏折中是最突出的，得到朝廷推行，使改革之风席卷全国，并影响到两年后的戊戌变法。奏折的相关政策体现在戊戌变法期间的相关改革中，并导致了1900年以后教育的根本变革和1905年科举制度的废除。           “由于西太后的政变，教育改革停止了，但是其对已经进行的改革并不想加以纠正。就这方面而言，1900年以后教育的根本变革和1905年科举制度的废除，都是从1895年以后开始的。”

       变法最需要的是维新人才。门生众多，识拔人才无数的李端棻，更是多次向朝廷保举维新人才，其中包括著名政治家、戊戌变法主要推动者康有为、梁启超，光绪帝阅读其著作《危言》的晚清著名实业家汤寿潜，曾任贵州学政、对贵州教育有重要贡献的严修，曾任湖南学政、支持湖南维新的江标，1912年后任国务总理的熊希龄，被称为诗界革命导师的黄遵宪，戊戌六君子之一的谭嗣同，1912年后成为历史学家的夏曾佑，与谭嗣同并称为湖南时务学堂教习“浏阳二杰”的唐才常，维新派著名诗人曾习经，支持维新的皇族爱新觉罗氏寿富等10余人。

       谊笃桑梓的老人，开拓变革的晚年

       李端棻对于今天这个日趋老龄化的社会来说，具体的现实意义也许还在于告诉人们，一个人的老年还可以怎样度过。

        李端棻一生孤苦，就在戊戌变法加紧推进的紧要关头，他的妻子病逝。李端棻有4个孩子，但都未能长大成人。此时的他已是65岁的孤独老人，仍义无反顾，投身到变法维新的历史洪流中。

       戊戌变法失败后，李端棻被贬谪新疆。光绪二十七年（1901），李端棻遇赦返乡，回到贵阳。

       历史学者范同寿认为：“从人格方面来看，愈挫愈勇是李端棻终其一生最大的特点。”他认为李端棻以69岁高龄，在经历了一段长途流放之后，回到故乡依然壮心如初，实属罕见。“虽然失去了礼部尚书头衔，失去了朝廷这座舞台，但这只不过是让他在角色上发生了一次转换：从维新变法的倡导者与坚定的支持者，变成了以贵州为阵地推行变法宗旨的实践者与具体的执行者”。从光绪二十七年（1901）赦回原籍，到光绪三十三年（1907）病亡，6年中李端棻始终不知疲倦地以“开通风气，导引后进”为己任。他“没有如许多告老还乡的官员那样，品茗饮酒、吟诗作赋、乐享暮年，而是老而弥坚，更奋勇地奔波在他自己《请推广学校折》中所言的强国宗旨上。”范同寿认为李端棻对维新思想的大力传播，不仅影响了当时的贵州官员，也激励了大批青少年。“这些受过他熏陶的青年，如姚华、唐尔糖、王伸旭、任可澄、何麟书、桂伯铸等，后来都先后在不同领域展现才华，成为一代名人。”

       应贵州巡抚邓华熙之请，李端棻出任新式学堂经世学堂主讲，在教学中宣传新学，推进贵州思想进步。《普通学说》是李端棻有感于当时的贵州闭塞、思想落后、缺少学习新学的途径，特别撰写的向贵州民众宣传普及新学普通学课程的书籍，用作经世学堂讲稿，奠定了贵州近代教育的基础。

       赵青这样回顾李端棻和曾出任贵州学政的严修对贵州近代教育的贡献：“严修是贵州新学的开拓者，光绪二十年（1894）出任贵州学政后就开始在贵州尝试新学的传播……严修在贵州改革之时，正是李端棻在京城上奏《请推广学校折》之日。贵州与北京，李端棻与严修，为贵州新学进步，接踵前行，是开拓者，是领路人。”

       已逾古稀之年的李端棻先后与一些具有维新思想者一起创办了贵阳公立师范学堂（今贵阳学院前身）、贵州通省公立中学堂（今贵阳一中前身）等新式学校，掀起了贵州办近代教育的热潮。他还与唐尔镛、华之鸿、任可澄等官绅发起成立贵州教育总会筹备会，致力推动近代贵州教育的发展。1902至1910年间，全省共开办各类学堂近700所。

       李端棻临终前数月，虽是年逾古稀、步履维艰，但仍由人搀扶巡视贵阳各学堂。临终前一日，他谆谆嘱告子弟出资捐助学堂经费，并把自己一生的微薄积蓄全部捐了出来。李端棻养子李葆忠遵父遗命为贵州通省公立中学堂捐银一千两。

       民国《贵州通志·人物志》这样记载这位了不起的老人的临终：“及其临殁前日，犹谆嘱子弟出资，捐助学堂经费。又念尚节堂为风化所关，亦令子弟措资捐助。其系心公益，谊笃桑梓，乡人士至今犹称颂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