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教授兴义“寻龙记”

江大勇（右一）为评估专家介绍化石标本。 （受访者供图）

兴义世界地质公园博物馆工作人员修复化石。通讯员叶顺强摄 （贵州图片库发）

       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张恒 宋洁 杨雯

       近期，江大勇来了贵州两次。一次是陪同来自法国摄制组到黔西南州兴义市拍摄《鱼龙》专题片，另一次则是受邀在贵阳市开展地质科普讲座。

       实际上，作为北京大学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教授、国家古生物化石专家委员会委员，他每年往返北京和贵州不下十余次。

       江大勇与贵州的结缘，始于一条“龙”——“贵州龙”。20多年时间里，他孜孜不倦地走在探寻“贵州龙”独特价值和魅力的道路上。

       ■从一篇论文开启寻“龙”之旅

       “第一次到贵州，还是在1990年。”为了完成本科毕业论文，江大勇专程到黔西南开展生物地层学研究，也是在那个时候见到了“贵州龙”——这是我国古脊椎动物学开拓者、奠基人杨钟健先生于1958年命名的三叠纪海生爬行动物，也是原始鳍龙类在亚洲的首次发现。

       5年后，《光明日报》的头版头条《世界罕见的重大科学发现——贵州龙化石被认定》，让“贵州龙”成为国内外焦点。

       “‘贵州龙’的化石保存很完整、很精美，很多都是完整骨架保存，这很独特，在国际上都有着很高评价。”彼时，江大勇还在北京大学读博，古生物学与地层学专业的研究方向，让他持续关注“贵州龙”。

       又一个5年后，北京大学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北京大学地质博物馆）在黔西南州兴义市乌沙镇建立教学科研实习基地。博士毕业留校任职的江大勇，也因三叠纪课题研究，频频走进黔西南州兴义市、安顺市关岭自治县、六盘水盘州市等地。

       “贵州是潜在的富含化石的区域，古生物化石资源十分丰富。”江大勇说，随着兴义市乌沙镇、安龙县龙广镇多地“贵州龙”化石的发现，以及安顺市关岭生物群、六盘水市盘县生物群的相继发掘和研究，海生脊椎动物群的研究得以深入。

       2007年，北京大学在中央部委、省州相关部门的支持下，获得了国家和省级的地质遗迹保护项目。“通过与地方博物馆合作，我们决定在兴义市乌沙镇选择一个点展开发掘。”为了精准选址，江大勇跟随团队进行了大量野外考察，根据地层地形分析，最终将目标瞄准了乌沙镇泥麦古村，开启了长达6年的系统性挖掘。

       “这次发掘，被认为是国内规模最大、最规范、最系统的发掘之一。”江大勇回忆，当时北京大学与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菲尔德博物馆、意大利米兰大学等国际学术机构，以及兴义国家地质公园管理处等国内机构合作，形成一支强大的合作研究团队。

       正是在这次发掘中，科考团队发现了一个鱼龙化石标本。“当时发现鱼龙的时候，是在地层的第50层凸出来一个‘大鼓包’，根据大小判断差不多有6米。”提到挖掘过程，江大勇记忆犹新。

       为了确保化石完整修理，团队将这个重达40吨的“大鼓包”运到兴义国家地质公园博物馆。“当时博物馆尚在修建中，因此博物馆建设和化石标本修理同步进行。”江大勇说。

       经过一年的修理，一条长达5.2米的贵州鱼龙化石最终呈现在人们眼前：这块化石中，鱼头和鱼身断裂分离，鱼腹部隆起一处山丘般的形态。“这个鱼龙化石标本，突出的地方在于它是中三叠纪时期拉丁阶发掘层位最低的一块贵州鱼龙化石标本。”江大勇说。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在鱼龙骨架的肚子里还找到另一具化石。第二具化石骨骼属于一种4米长、类似蜥蜴的水生爬行动物，被称为海龙，是史前海洋爬行动物胃中发现的最长的化石之一。如今，这块鱼龙化石成为兴义国家地质公园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随后的多年研究中，江大勇与团队不断发现大量精美的海生爬行类化石，如鳍龙类、鱼龙类、海龙类。他还以第一作者研究命名了多个鱼龙类、鳍龙类等新属种，进行分支谱系分析，并重新系统描述长颈龙类、巨胫龙类等，丰富了对三叠纪海生爬行动物多样性和演化的认识。

       ■兴义动物群独一无二

       兴义保存有中三叠世拉丁期晚期丰富多样的海生爬行动物、鱼类、菊石等多门类脊椎动物和无脊椎动物化石，这些化石被命名为“兴义动物群”。

       多年来，江大勇带领团队在兴义开展教学科研，对三叠纪海生爬行动物及其古环境古地理进行考察和研究。截至目前，北大师生发表关于“兴义动物群”研究的学术论文上百篇。

       “兴义可以看到鱼龙化石骨架，也能看到大海龙、云贵龙，以及各种各样的鱼、海百合等，世界上最早的飞鱼就发现在兴义。”江大勇说，在兴义动物群中，目前已发现各类海生爬行动物12属13种，包括胡氏贵州龙、兴义鸥龙、杨氏幻龙、绿荫顶效龙、兴义黔鱼龙等。

       最重要的是，兴义动物群是目前世界上发现的唯一一个拉丁期晚期，同时具有近岸型和远洋潜力型海生爬行动物属种的多门类生物组合的化石群。

       “从时代上来说，兴义动物群的时代为中三叠世晚期，比盘县动物群晚，而又比关岭动物群早。”江大勇坦言，兴义动物群的发展与演化特点可代表生态类型由近岸型向远洋型转变的过渡特征。

       不仅如此，兴义动物群在生物群面貌上表现为下部化石层为浅海生物为主，而上部化石层出现远洋潜力型的海生爬行动物类群。这一转变同全球生态类型变化相吻合，是世界上唯一的在连续剖面，保存有拉丁-卡尼期界限附近生物类型转变的例证。

       在江大勇看来，兴义动物群化石的多样性、丰富度与代表性是同时期所罕见的，既包含适应浅海生活的生态类型，也含具远洋发展潜力的类型。简单来说，兴义动物群展示了生命演化过程，尤其是龙在海洋里从浅海游向深海，由此统治整个大洋生命的演化过程中的重大演化事件。

       “意大利与瑞士交界处的圣乔治山动物群与兴义动物群时代相当，可与之相对比，圣乔治山动物群生态类型相对单一。”江大勇感慨说，从生态环境多样性来看，兴义动物群目前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

       ■透过古生物理解生命的历程

       “修的时候要把笔开大，一定要全打开。来，你试试。”说完，江大勇把气动锋笔枪递给一旁的王云忠。

       每次回到兴义，江大勇都会到兴义世界地质公园博物馆看看化石修复情况。作为他手把手带出来的学生——化石修复师王云忠也不客气，“有什么疑难问题随时联系江教授。”

       时间回到2013年，兴义国家地质公园管理处为培养本土化石修复人员，组织10多名村民集中学习，最终只有王云忠、王美英选择留下来。江大勇将化石发掘、化石修复、化石模型制作、拓印等技术倾囊相授，两位化石修复师也成为博物馆骨干力量。

       “这是古生物研究者的责任，培养专业人才，传播古生物文化。”江大勇始终坚信这句话，并付诸实践。

       9月13日，在贵阳市第九中学。江大勇用一场《劫难之余，向海而生》的讲座，向师生介绍了古生物学源远流长的知识体系，并借由38亿年的历史演变，深入浅出讲述生命哲学，“用一种全面视野来考虑生命的意义时，会发现探讨生命演化其实是一件非常值得尝试的事。”

       多年来，为进一步扩大兴义动物群的影响力，他奔走国内外，发表演讲演说，组织参与多项活动，邀请国内外科研机构和专家研讨，推动国家重点保护古生物化石集中产地保护规划运行。

       同时，在兴义世界地质公园申报创建过程中，他多次带领团队到原兴义国家地质公园博物馆、原位馆、顶效贵州龙博物馆等进行布局指导和学术内容更新，甚至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专家评审时主动担任三大古生物展馆的主要讲解人，不遗余力参与和支持兴义世界地质公园的宣传、申报工作。

       “作为古生物王国，这里产出的精美化石是研究生命演化及其与环境气候协同演变的重要材料。这些特色地质遗迹资源不仅构成了优美的自然风光，也给我们展现了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篇章。”随着兴义世界地质公园正式揭牌，江大勇认为更加需要挖掘“贵州龙”资源，将自然和文化结合起来，讲好古生物群故事，唱响这张名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