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略特认为，写作必须“把个人的深悲剧痛变为某种丰富而陌生、普遍而非个人化的东西。”杨卓光老师的长篇小说《仰望星空》就是这样一部家族困苦的文学呈现。

　　《仰望星空》这部作品，作者以38万字的鸿篇巨制全景式展现了杨嘎依和杨恰仰这对苗族父子二人，他们为了生活不断进取，不断反抗，又不断妥协，最终被时代裹挟的生活样貌。

　　《仰望星空》分为上、下两部，共六十章。以一种纵横捭阖、从容有度的笔触反映了西原这块土地近一个世纪的沧桑巨变。小说以现实主义手法，以家族编年史、家族人物叙事方式所进行的“生命回顾”，回望历史烟云，在开放的历史空间中重组个体经验。

　　杨嘎依出生在昂卡苗寨，出生时天有异象，按村里巫师的预测，一生不会平顺。杨嘎依的生活轨迹正如巫师预测的那样。

　　在家乡县城读完初中后，在其他人的鼓动下，杨嘎依决定外出寻找一条人生发展之路，甚至“亲情已经挡不住他要去探寻这个世界的强烈愿望了。”他便和同班好友来到重庆，寻亲友不遇。住在好心人家里，努力考上了国立边疆学校。几经周折，学校从重庆迁到无锡。1947年，嘎依参加了“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无锡大中专学生示威游行。学校从无锡迁到南京后，对国民党少数民族政策不满的嘎依等人，成立了“西南苗夷青年联谊会”，并向在南京的龙云陈述自己在民族方面的见解，向西原省政府主席写抗议信。一时风头无两。南京解放后，嘎依参军返乡。后因故从部队回到地方工作，倾心于少数民族工作。从他身上，我们能够鲜明感受到嘎依面对生活追求进步的劲头以及面对未来的蓬勃向上的巨大力量。

　　但天有不测风云，在肃反、反右等运动中，嘎依受到牵连。被送到农场劳教。其间，嘎依经历了对强体力劳动的不适、婚变、儿子无人照料来到农场和自己生活、在郁郁中患癌离世。嘎依的人生经历，就是一曲悲歌。

　　有人说，悲剧就是把美好的东西撕碎给人看，文学是把美好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当美好破灭的瞬间，会具有永恒的美感。但文学也给人带来希望。从嘎依的儿子恰仰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这一点。

　　如果说父亲嘎依的人生历程是压抑的、让人看不到多少希望的，恰仰的人生历程则在苦境的乌云中，透过来丝丝亮光。小说在父亲嘎依退场后，儿子恰仰出场。

　　恰仰在老家读完小学二年级后，无人照料的他被送到劳教农场，与父亲嘎依相依为命。在劳教农场学习生活中，受恶人欺负过，也被好心人关照过。因玩打泥巴仗游戏，把同学脸上击起一个青疙瘩，对方当大队长的父亲利用职权，把嘎依无理地关三天禁闭，不准食堂打饭给恰仰吃。在这三天中，恰仰打不到饭吃，一些好心的犯人就多打点饭，匀少许给他吃。“一个瘦瘦高高，身子有点佝偻叫张海洋的右派，还专门跑来看我‘叔叔这里还有五斤饭票，你拿去以后得打饭吃。’张海洋说完就把饭票递到我的手里然后悄悄就走了”。在父亲不能照顾自己的情况下，旁边好心人的关怀让人不至于心寒到底。

　　个人命运的悲剧与时代的变化，在恰仰身上压下了不可忽视的印记。情感与人性为之架起了一座桥，在此时人与人的情感没有贫穷与富贵的差异，时代发展的阵痛与异化不是隔绝人与人之间情感的尖刀，在困境面前更能感知心的温度，低音虽然沉重，爆发的力量与震撼却是不可忽视的存在。恰仰生活无着落，来到一建筑工地“找份工作干”，洪包工头要他“试一杠子”，抬装满两个大箩筐的土石。一个手下怕恰仰承受不了，“‘不怕，我主要是想看看他又没偶遇这个勇气。’洪包工头轻声地说道。”这显示，在当时那个年代，也不是所有的人都是无情无义的，洪包工头只是担心恰仰单薄的身躯是否能承受生活之重。最后还是把恰仰留在工地抬土石方。恰仰后来进砖厂、当木工、当矿工、进师专、进报社，过程有曲折，但都得到好心人帮助，最终在逆境中战胜各种困难，赢得自己理想的结果。

　　海明威说，作家的工作是告诉人们真理。他忠于真理的标准应当达到这样的高度：他根据自己经验创造出来的作品应当比任何实际事物更加真实。因为实际事物可以观察得很糟糕，但是当一位优秀作家创作的时候，他有时间，有活动的天地，可以写得绝对真实。《仰望星空》就是作家以自传体的方式真实地展示了时代。汪曾祺的小说始终表现出一种还原的执拗，他不少作品中的人物、情节和环境都有原型。汪曾祺曾谈过：“完全从理念出发，虚构出一个或几个人来，我还没有这样干过。”他还强调，情节可以虚构，而细节不能虚构。我想，《仰望星空》中的人物，都有他相应的原型。

　　《仰望星空》通过杨家父子的生活流变，呈现了中国历史上个体生命的苦难记忆，探寻了人生磨难与命运浮沉。

　　这部作品是描写苦难、伤痛、悲伤的题材，但是书写的过程或者说作品展示的这种苦难、伤痛，手法上是哀而不伤、隐而不发的，是非常沉浸的一种回望和叙述。这种回望和揭示，让我们感觉到这个伤痛的力量以及带给我们的感染和影响。在对民族、国家、人性以及人类处境、自我救赎等命题的深入思考中抵达了宏阔而深邃的美学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