夭那不是一个人的名字，而是一个寨子的名字。

　　夭那在哪里?夭那在苗岭山脉雷公山山麓北部群山深处的皱褶里。夭那村现属剑河县久仰镇管辖，全村总人口245户1300人，均为苗族。夭那原名叫“汪郎”。相传，当地苗族祖先于乾隆(1736年至1795年)年间迁徙至此定居，因地处阴森的山沟，故将寨子取名为“汪郎”(苗语)，意为山沟里的平地。而寨子后来又怎么称为“夭那”呢?

　　翻阅史料，我明白“汪郎”改称“夭那”，与寨子里的一个清朝咸同年间的人物李洪基有关。这次去夭那，是去寻访一段夭那流年深处的历史，更确切地说是去寻访一个在抗清斗争中为了苗疆人民利益挺揭竿而起的人物李洪基事迹。在那段烽烟弥漫的苗疆历史岁月，他身影像黑夜里一颗流星，划破苗疆黑暗的夜空，光芒虽然短暂，但却永久地投影在苗疆的史册上。

　　去夭那的路是一条硬化不久的乡村水泥公路，车窗外是连绵的群山一座连一座，车在山间蜿蜒穿梭，一匹山峰逼近又远去，又一匹山峰逼近又远去，山峰沉默如古。这就是通往英雄故乡的路。峰回路转，一条小溪自西向东汩汩淌流，夭那就静静地贴在一围大山弯里，鳞次栉比的木屋、砖瓦房依山就势散落在溪边或山岭上，普普通通的山区民居。就是这普普通通的苗寨养育了一代威慑清兵的英雄——咸同年间苗族农民起义著名领袖李洪基。

　　把车停在村口，带着敬意去拜谒英雄的故乡。岁月时空里，时间会抹去许多痕迹，我还能找到英雄的足迹吗?在村中一户人家门前，与一位李姓老人攀谈，我告诉他，我是来探访李洪基事迹的。他神色有些肃穆，似乎陷入某种沉思冥想之态，之后口中娓娓道来：李洪基苗名叫往两丢，生于道光十年(1830)，死于光绪二年(1876)。他本性聪颖、刻苦好学、武艺出众、勇猛善斗，举旗反清后，他打制一副盔甲，并在头盔上仿铸一把镋叉(如水牛角状)于其上，因此，苗族群众呼他“nix ghongl gib”。苗话“nix ghongl gib”意译为“弯牛角”“nix”是水牯牛，“ghongl”是弯，“gib”是角，因汉语找不到“ghongl gib”二字，所以史书史料上书为李弓吉、李洪基、你弓阶……

　　老人的叙述，把我的思绪带入苗疆那段烽烟弥漫的岁月：1729年，即雍正七年始，云贵总督鄂尔泰向朝廷上呈《黔省新辟苗疆立营设官事宜疏》，雍正御笔一挥，苗疆改土归流正式实施。在雍正之前，苗疆从版图上看，纵然已归属朝廷，而实际上并不受帝力，属于“化外生苗之地”。对“化外生苗之地”的苗疆，鄂尔泰主张“制苗为先务，而尤以练兵治苗为急务”。也就是说苗疆的改土归流，重点是用武力以开拓“苗疆”，目的在于开拓“苗疆”可以招来垦荒，增加国家的土地和赋税。武力开辟“苗疆”，清兵所到之处，掠夺苗民土地田产，稍有反抗，残酷镇压，导致了朝廷与苗疆人民的尖锐对立。李洪基的少年和青年时期，正是苗疆人民饱受压迫、灾难深重的年代。厅官、土官、差役的残酷压榨，使苗族人民喘不过气来，他们世代开垦出来的水田，逐渐被汉苗地主巧取豪夺，尤其是清政府在苗区安屯设堡，强行圈地屯田，苗族腴田沃土更多被夺占。正如时任云贵总督的胡林翼在《论东路事宜书》曾这样描写当时苗民生活：“终日采芒为食，四时不得一粟入口。”苗民生活穷困到这种程度，走投无路的苗族农民，“为盗而死，忍饥而死等死耳，犯法可以赊死，忍饥则将立毙”的绝境。官逼民反，咸丰五年(1855)农历十月，李洪基于清江九兮、九节(今久仰乡久顺村、久吉一、二村)响应张秀眉领导的苗族起义，提出“打屯军，夺田土”的政治主张，深得苗族人民拥护，人数增至数千人。义军一路攻汛克堡，夺城斩将，占领清江厅城、柳霁县城。李洪基先后与侗族义军姜应芳部、陈大禄部、苗族义军张秀眉部联合，一起痛击清军，攻下天柱县城、湖南晃州、沅州、会同、靖州，人数扩展至数万人。战斗足迹遍及贵州、湖南、广西，打得清政府换了两个贵州巡抚，革职、降职处理一个贵州布政使。

　　为了镇压如火如荼的苗疆苗民起义，朝廷不得不调集湘、黔、楚、桂、滇五省八万兵力镇压。一时间，苗疆风卷云涌。同治十一年(1872年)，苗族义军与清军在凯里乌鸦坡决战，义军失败退守雷公山。同治十二年(1873年)，起义军大营雷公山被湘、黔、楚军攻破，张秀眉、杨大六被奸细出卖被俘，李洪基杀出重围，潜回家乡夭那村，藏身在山洞里。十二月初六，归俾团民用一个人头当成李洪基的人头献给湘军储裕立领赏。被储裕立发觉是假的，于是派清江协副将许德胜设营驻扎夭那寨围捕李洪基。全寨苗族群众保护自己的首领，个个守口如瓶，清军无计可施，始终抓不着李洪基。清军于光绪二年(1876)撤营退兵。李洪基于是出洞与寨邻团聚，不久生病去世。据老人说，李洪基病故，没有举行葬礼，因怕诛灭九族，寨人当晚偷偷把英雄埋葬于一块菜地里，盖土之后复种青菜，没有留坟墓，英雄就那样悄无声息地长眠于故乡。

　　老人跟我说，李洪基唯一留存于世只有他的那套盔甲，但是李洪基的英雄壮举，已经深深铭记在村人的心中。据老人说，李洪基死后，他藏身的地方找不到他的盔甲，他身穿的盔甲成了一个谜。当时传言说在战斗中丢失了。寨人为寻找盔甲的下落，避免落入歹人手中，在找遍他所有藏身地方及农家未果后，怀疑李洪基已将盔甲深埋，于是动员寨中人将寨子周围农耕地“掘地三尺”，大小菜园田土里的所有青菜瓜豆也因此不枯即烂，无一幸免。当地人将此场景形容为“窝喇”(苗语，意为枯烂的青菜瓜豆，形容哪怕没吃没穿也要翻个底朝天。后喻英勇善战舍生忘死的苗家子弟。)随着寻找盔甲事件的深入民心，“窝喇”便成了“汪郎”寨的代名词，《清江志》称“瑶蜡”。因苗族方言差异和后人的书写习惯，常被写为“夭那”，沿用至今。

　　1958年，村民在夭那村屋背山挖土时挖出了李洪基的盔甲，铁盔高25厘米，直径20厘米。盔的前面嵌镶一对铁小牛角，长约5厘米，两角间距6.6厘米，两角中间焊有一根空心小铁柱，略高于角尖(其空心小铁柱今毁，小牛角仍完整无损)。铁甲的前幅用略比手掌大的铁片五块连缀而成，如鱼鳞状，后幅为八块铁板连扣制成，左右腋下各由一整块铁板与前后铁片相连扣，呈扁方形桶状。前摆略短于后摆，宽50厘米，胸径30厘米，长85厘米。从腋下开襟，重30多公斤，盔甲放在李忠老师家保管。1959年8月3日，李忠老师把李洪基的盔甲献给国家，由贵州民族学院文物股潘国凡转送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收藏，后该馆将此物转中国革命博物馆。今存于中国革命博物馆展览大厅内。

　　告别老人出来，我在夭那的村前屋后寻寻觅觅，在村边英雄曾藏身洞前慢慢走过，在埋葬英雄的菜地里徘徊，寻觅英雄的足迹。而岁月流逝，英雄踪迹了无声息，连一块墓碑都没有。站在埋葬英雄的菜地上，我想到龚自珍“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的诗句。是呀，李洪基生时为了家乡百姓不受欺压，揭竿而起，死后化作一抔泥土，滋润故乡的山水。

　　从村子里走下来，站在溪边风雨桥上仰望夭那，太阳忽然从一块阴云中钻出来，阳光如流水倾泻在大地上，像一支神奇的画笔，勾勒出夭那村的美丽轮廓——阳光下村中传统的吊脚楼与砖瓦房交相辉映，绿树与房屋融为一体，如一幅美丽的自然山水画卷。

　　我想：新时代，夭那人一定会谱写出自己美丽的新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