锦屏文书

　　(接上期) 锦屏县所在的清水江流域，是长江中上游的重要林区，以盛产杉木、楠木而著称。因明清两代长达五百年的皇木、大木征集采办，而较早融入国家主流经济、文化体系，进而催生了数量庞大的清水江文书。

　　长期、大规模的木材采运、贸易，导致了异常频繁的山林土地权属和劳动利益的复杂转换和分配关系。同时，人们买卖山林田土、租佃山场栽杉造林、伐运林木、管理山场等社会行为无不通过签订林契、刊立碑刻、订立族谱等方式来实现。

　　在清水江流域发现的大量文献资料，主要包括山林经营和木材贸易方面的民间契约和交易记录。以纸张记录形式为主，也有石刻、布匹等其它记录形式。是清水江流域苗族和侗族林农们创造和传承的一种独特的民间文献遗产，忠实地记录了当地土著民族在历史上对中国混农林业和人工营林业的重大贡献。

　　清水江文书，以首发地而论，又称之为“锦屏文书”。2010年2月，锦屏文书被列入《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后来，相关契约文书陆续被大量发现，涵盖范围逐渐扩展到整个清水江流域，故现在大多数学者将其改称为“清水江文书”。主要分布和保藏在清水江流域中下游锦屏、黎平、天柱、三穗、剑河、台江等县苗族侗族农户家中。

　　经过长期的火灾、虫蛀以及人为损毁，清水江文书数量依然庞大可观。据不完全评估，今留存数量尚有三十万件之多，成为中国现今保存最完整、最系统、最集中的清代文书之一，足以跻身故宫明清档案、徽州文书比肩之后的“中国三大文书”，被中外学者赞誉为“世界记忆”和“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代表作之一。

　　目前，锦屏文书已获得了地方立法保护。以锦屏文书的整理、研究成果为基础，学术界业已形成“清水江学”的普遍共识。

　　清水江文书，又或锦屏文书，均为“木商文化”的见证，亦即书面或实物文献史料。

　　没有这些数量庞大的文书，今天学术界就无从窥探历史上长达六百年的采木事的民间动向，更无从探究由木商文化构建的规模盛大的民间商业文明。

　　契约精神

　　“一卖一了，父卖子休;如花落地，永不归枝;水流东海，永不回头。”

　　这首行诸于文字、发现于锦屏民间的“誓愿歌”，实则为木商文化的灵魂所在。

　　用今天的专业术语说，就是“契约精神”。今天的清水江文书(锦屏文书)，实际上就是契约精神的表现形式。

　　长期大规模的木材采运、贸易，导致了异常频繁的山林土地权属和劳动利益的复杂转换和分配关系。同时，人们买卖山林田土、租佃山场栽杉造林、伐运林木、管理山场等社会行为无不通过签订林契、刊立碑刻、订立族谱等方式来实现。

　　“一契定山，一约定木”，说过的话，签过的约，十头牛也拉不回。买卖双方必须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即“认理、认输，不反悔”。

　　实际上，契约精神中还包含有对反悔、违约行为的惩戒。这种惩戒是严酷的，也是不堪承重的。

　　清水江畔还有一首“誓愿歌”。歌曰：

　　“父卖子休，子卖父丢;高坡滚石，永不回头。如有反悔，罚黄金二两，白水牛两头。”

　　足见对反悔、违约行为的惩罚之重。

　　生态人文

　　因为有采，而后有栽，在采伐和栽种的循环中，也诞生了中国西南地区独特而灿烂的生态人文……

　　今天，文斗苗寨留下了数量可观的古代环保文献。

　　文斗寨珍藏着一张生态目的明确的环保契约。

　　“立解约字人姜举周，因有山一副(幅)，在坡脚大路旁，恐日攮杂在路旁，不许砍伐，留民子孙世代乘凉。今欲有凭，立解字是实。

　　凭中：姜绍望、姜宗义 代笔：姜朝佐

　　嘉庆五年(1800年)十二月初九日立”

　　文斗寨还珍藏着三块环保古碑：“六禁碑”、“蓄碑”、“禁碑”。

　　“禁，不俱远近杉木，大小树木，不许任人小儿砍削，如违罚银十两。……禁，四至油山，不许乱伐乱捡。如有人违，罚银五两。……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仲冬月姜弘道撰”

　　“……此木蓄禁，不许后代砍伐，留以壮丽山川。乾隆伍拾年(1785年)岁次乙春月立”

　　“……所有凉亭边大树，永远不准斫(砍)。光绪二十年(1894年)立”

　　三块不同时期的碑刻，亦明确了保护森林、林木，进而保护环境的目的。实际上，这种“生态自觉”并非与生俱来，而是在长期的反思中积累而成。

　　为什么撰立这些纸契、碑刻?当地人奉文斗寨头的“杉木王”为神树，在“杉木王”上可以找到答案。“杉木王”树干上留有许多斧印，斑斑驳驳，当今文斗寨老讲述了这样一个前辈一代代流传下来的故事。乾隆三十八年(1773)前，当地人为“苗木之流动”带来的巨大利润所趋，乱砍滥伐，导致杉木资源锐减，特别是村寨周边的古树被大量砍伐，当时一德高望重的族长看在眼里疼在心上，但又苦于没有良策制止，不得以之下，他提起斧头去砍寨头的“杉木王”，几斧下去，“杉木王”流出了浆液，老百姓惶恐不以，以为神树流泪，害怕遭神树惩罚，遂跪求族长停止砍伐，愿砍而后植，合理有序利用资源，永远保护村寨周边的风景木。族长抓住时机，倡议立碑，长期约束。于是就有了保存至今的“环保契”、“环保碑”。

　　这只是一个传说，但印证了历史上采伐与保护的循环关系。

　　文斗寨的生态悲剧，仅仅是整个清水江生态体系历史悲剧的一个个案。实际上，整个清水江流域在历史上都经历了深重的生态之痛，而后实现了对木材资源的合理、循环开发利用。

　　如今，文斗苗寨被誉为“中国古代环保第一村”，成为清水江流域木商文化带来的环保生态活化石。

　　树越砍越多。苗木是智慧之木，在不可抗拒的采办中，实现了生态的重组和构建。

　　清水江苗木出山，实则是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木材之挪移和流动。这种挪移和流动，是建立在繁重的民力和巨大的民痛基础之上的。今天，回过头去看，苗木出山和流动，已然成为一种生态人文。

　　“苗木流动”带来的木材贸易和人工造林成了当地人赖以生存、社会赖以发展的支柱产业，并在经营林木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种较为成熟的、在我国西南少数民族林区乃至世界林业史上都堪称独特的林业环保生产关系。

　　因“苗木流动”而产生的大量的古代环保文献资料的发现，对研究人类环保史有着特殊的、重要的价值和意义，还对今天生态环保，以及今后人们如何协调处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有着极高的启迪和借鉴意义。

　　一条河，一个村寨，一块石碑，一张契约，一首歌，一条木道，就是一部环保史诗。

　　实际上，在历史上付出了巨大的民力损耗和生态牺牲之后，清水江“木材之流动”背后的生态重组和生态构建，为中国生态文化和绿色文明书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