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木古道

　　(接上期)采木事是一个综合性和体系化的庞大工程。从木材的选择、砍伐、运输，到监管、存储，以及使用，都有一套长期摸索而形成的完整链条。

　　黔中有木，北京有“火”，从黔到京有“水”。有明一代，“火”“木”和“水”，将贵州和北京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明代，北京紫禁城屡屡火灾。烧后建，修后毁，在紫禁城“浴火重生”的循环中，西南的贵州渐次融入了明统治神经体系。

　　从末梢到中央，从贵州到北京，这条漫长的水路书写了“皇木古道”的史话。

　　清水江是贵州第二大河流，主河道流经台江、剑河、锦屏等地林区，历天柱县进入湖南境内。经洞庭湖，注入长江。

　　史载，这条水路“坎坎之声铿訇空谷，商贾络绎于道”。

　　六百年来，维系这一交通运输要道的是一船船白银、一挂挂木排，一声声欢笑，一行行血泪，以及“木商文化”。

　　这是一山木植的生息!这是一江木材的流动!这是一座木城的嬗变!这是一条水道的兴衰!

　　黔木出山，皇木出林。经挑选、扎排、放逐、交易，方入市。而后经“皇木古道”，万里辗转，方入皇木厂，进撑紫禁城。

　　明万历年间，贵州巡抚郭子章言及大木运费时曰：“一给于开山垫路;二给于运到外水;三给运至川楚大河;四给到京交收。”

　　由此可见，作为皇木，“苗杉出河”“苗木出山”，抵达京城，需“四部曲”：开山垫路、运到外水、运至川楚大河、到京交收。

　　苗杉、黔木出山。其一，黔西北之木，出乌江水系、赤水河綦江水系;其二，黔东南之木，出沅江水系，过洞庭。二者均汇入长江。到镇江后转南北向，经南北大运河，抵北京祟文门外、朝阳门外。入神木厂、大木厂，而后转旱路，进入紫禁城。

　　运木之银，不以百计，不以千计，而以一万、数万计也!

　　运木之力，不以县计，不以府计，而以一省、数省计也!

　　运木之时，不以日计，不以月计，而以一年、数年计也!

　　运木之程，不以米计，不以里计，而以千里、万里计也!

　　木之采办，真可谓：“最钜且难”!

　　“木排蔽江，万缆横系”。流动在清水江、沅水、长江、大运河的木材，成了明清两代经久不衰的一道风景线。

　　清水江苗杉是动感之木，在国家体系的强加中，实现了文化的交融和前行。在流动中，苗杉浩浩荡荡闯入长江、转入大运河，进入北京，撑起紫禁城数百年的辉煌。

　　有明一代，以朝廷为主体，以水路为载体，从贵州到京津，从贵州到沿海的“皇木古道”兴起。到清代，继“皇木道”而后兴起“商木道”，或者说“皇木道”“商木道”并流的黄金古道则异常繁盛。

　　在这条“皇木古道”中，清水江是上游体系，亦即林区体系。在这个体系中，最初完成了山场交易、林木交易、木材交易等出山环节。而后，又在“三江”完成了行市交易和抽值纳税等环节。

　　林区栽手、林农，木工、排伕，山客、水客，木行、抄手，在清水江自“三江”之上游，组成和构建了一个相对完善的环闭。

　　此后，清水江一江木材，浩浩荡荡顺江而下，走向更加广阔的市场和用途。

　　实际上，在四川、湖南、湖北，以及贵州西北部的木道、商道相继谢幕之后，以清水江为源头的木道之兴、商道之盛，延至民国，回响至二十世纪，一直在唱响着中国木业贸易的主角。

　　“皇木古道”是一条经济通道，也是一条文化通道。

　　滚滚而流，下江去的是木材;纷至沓来，上江而来的是文化。

　　研究发现，早在清乾隆、嘉庆年间，从荆楚、江淮、中原、京津地区抵达清水江流域的邮路已然成熟。信封上注明“贵州苗河王寨”、“贵州苗河茅坪”等字样的信件，无需通过人际关系托送代交，仅凭邮路即可顺畅、精准到达。

　　同期，荆楚、江淮、中原、京津等地区已然形成的“商标文化”，亦渐次进入清水江流域。“斧印”，即是木材贸易中最为独特的标志。山客的“斧印”多以个人名号、家族名为主，而水客的“斧印”则多以商号、行号为主。以斧为印，在木材上敲打出的印记，即代表着木材的产权。可谓“一江斧印向东流”!

　　此外，外省发达的汉文化，以及先进的生产力也逐渐进入并影响清水江流域林区。最显著的是记录方式的改变，由结绳、刻木为记变为“书写”为记，兴起“延师就读，教子求名”，开一方风气之先，从而诞生了数量宏巨的文书。其次是婚俗、语言等方面的改变，以及社会结构的转化。

　　荷木下河，携款上江。当大书特书的是货币的进入，进而带动商业活动的兴起，并逐渐居于清水江流域社会活动的主导地位。当地人由“只知挖山载杉，开坎砌田”的农耕文明生活，逐步转变为或多或少地融入、参与经济活动的商业文明生活。

　　一江木材向东流，带来的是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

　　“木材东流”“文化西渐”。由“贵州采木事”而催生的，以紫禁城建筑为标志，以清水江为起点，以京津、江淮地区为终点，以长江水系、南北大运河为通道，跨越多省区的“黔京皇木古道”，是史上延续时间最长、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的一条“木道”、“商道”，而尤以清水江为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