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水江放排

　　在世界历史进程中，曾经发生了两次长时间、远距离、大规模的建筑材料之“流动”，造就了人类发展史上最为著名的建筑文明——古埃及金字塔和北京故宫。

　　如果说，古埃及金字塔的石头建筑材料，是人力智慧的奇迹。那么，北京故宫的木头建筑材料则是成就了商业文明的地标。因建造古埃及金字塔而催生的“石头之流动”，堪称史无前例。同样，由兴建北京故宫而催生的“木材之流动”，其时间、路途、规模和影响，亦足以与之比肩，堪称旷古罕见。

　　如今，可窥探古埃及那场“石头之流动”的文献寥寥无几，但能见证中国“木材之流动”的文书，却多达数十万件，构成了一门走向国际学术舞台的“世界记忆”。正是这些埋藏于民间、数量宏巨的文书，向世界展示了一种跨越数百年的流动的商业文明，即“木商文化”。

　　木商文化，是一个世界性课题。始于湖广、四川、贵州，终于京津地区的“木材之流动”，其时间跨度、整体规模、影响范围，比之明清以来数百年的朝廷其它采办事项，比之古埃及金字塔背后的“石头之流动”，均有过之而无不及之。

　　集天下财、聚天下力、采天下木、兴天下匠。木商文化的背后，是经久不衰的皇木古道，是风云变幻的交易市场，是慧眼独具的商业胆识，是一体化循环生态的构建重组，是社会诚信精神的体系样板，是人类活动的“世界记忆”。

　　今天，把“木商文化”放到一个大的时代背景、学术空间中去展开，借以考究这一流淌在人类记忆长河中的“流动的文化”。

　　木材采办

　　谈及“木材之流动”，必须论及始自明初、长达数百年、大规模的西南地区采木事。

　　《明史》载：

　　“采造之事，累朝侈俭不同。大约靡於英宗，继以宪、武，至世宗、神宗而极。其事目繁琐，徵索纷纭。最钜且难者，曰采木。……”

　　采木，乃明代采造之事中，最“钜”且“难”者也!

　　北京故宫是明清两代的皇家宫殿，旧称为紫禁城，位于北京中轴线的中心，是中国古代宫廷建筑之精华，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为完整的木质结构古建筑之一。

　　北京故宫于明永乐四年(1406年)开始建设，以南京宫殿为蓝本营建，至永乐十八年(1420年)建成。明代两百多年间，紫禁城四朝历四大灾，小灾更是不计其数。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时代，大火过后，朝廷均无一例外地组织规模庞大的兴建。几年或者几十年后，新的宫殿又在废墟上拔地而起。

　　《明史》载：

　　“明初，工役之繁，自营建两京宗庙、宫殿、阙门、王邸，采木、陶甓，工匠造作，以万万计。所在筑城、浚陂，百役具举。迄於洪、宣，郊坛、仓庾犹未迄工。正统、天顺之际，三殿、两宫、南内、离宫，次第兴建。弘治时……武宗时，乾清宫役尤大。以太素殿初制朴俭，改作雕峻，用银至二千万馀两，役工匠三千馀人，岁支工食米万三千馀石。又修凝翠、昭和、崇智、光霁诸殿，御马临、钟鼓司、南城豹房新房、火药库皆鼎新之。权幸阉宦庄园祠墓香火寺观，工部复窃官银以媚焉……世宗营建最繁，十五年以前，名为汰省，而经费已六七百万。其后增十数倍，斋宫、秘殿并时而兴。工场二三十处，役匠数万人，军称之，岁费二三百万。其时宗庙、万寿宫灾，帝不之省，营缮益急。经费不敷，乃令臣民献助;献助不已，复行开纳。劳民耗财，视武宗过之。万历以后，营建织造，溢经制数倍，加以征调、开采，民不得少休。迨阉人乱政，建第营坟，僣越亡等，功德私祠遍天下。盖二百馀年，民力殚残久矣。”

　　明代官员龚辉有言：

　　“以故，正德时采取，涉历八年而所得仅盈。五十官军死，亾(同‘亡’)不下数百。鬻妻卖子，尅粮偿值，其为害有不可胜言者。”

　　此等数语，道出了军民采木之苦。

　　明代贵州有位颇有几分才华的知县，采得皇木后题诗以纪，镌于石上。诗曰：

　　采采皇木，入此幽谷，求此不得，于焉踯躅;

　　采采皇木，入此幽谷，求之既得，奉之如出;

　　木既得矣，材既美矣，皇图巩矣。

　　从中可窥其采到皇木过后的惊喜，亦透出许多采皇木的艰辛和几分无奈。

　　修而后灾，灾而后重建。于是，就有了“大木”“皇木”“贡木”，“采木”“采办大木”等这些名词进入史册文献，也就有了六百年“西南采木事”。

　　“采木”“采办大木”始进入史籍文献，起自明永乐朝，兴于宣德、景泰、正德三朝，巨于嘉靖、万历二朝。而后盛于清，清而后民国……后虽有其名之易，而无其实之变。

　　有明一代，皇木采办最显著的特征是官办，由朝廷直接委派“副国级”“正部级”以上官员坐镇西南地区，动用官帑采办。西南地区四川、湖广、贵州三行省又各由工部派驻有采木官，专司采木事，地方官员则多为协办，民间资本则几乎难以参与。

　　斯时，唯一有民间资本影子的采木事，则为“土司献木”。因此，“土司献木”是最早的木材商业行为，但并非主流，只是采木事中无关轻重的一个“插曲”。

　　直到明代后期，官方直接采办才衍生为官商联合采办。

　　到清代，朝廷多委派地方官员办理采木事，不再逐级派驻采木官。官商联合采办模式转为官方主管、商人经办，民间资本开始参与交易。交易越发活跃，市场日趋成熟，市场化特征逐步凸显。

　　从此，“木材之流动”更加顺畅和通达。

　　无论是“皇木”，又或“贡木”，因其独特于其它类别商品，非官方主导则难以事成。

　　是故，木材采办的市场化均晚于珠宝、丝绸、茶叶等商品。真正意义上的“木市”，兴于清初，盛于清中后期，回响至二十世纪。

　　珠宝行市、丝绸之路、茶马古道等，均多民间色彩，多由市场自行调控。而“木市”则从始至终均有浓重的官方色彩，类似于现今的“专卖”类商品。

　　关于采木数量，史料中有一段详实记载：

　　“……贵州布政司西路收买三号楠木五百根，各长四丈五尺至四丈，径三尺五寸至三尺;三号杉木五百根，各长四丈五尺至四丈，径二尺五寸至二尺;四号杉木五百根，各长五丈至四丈五尺，径二尺至一尺七寸。楠、杉木连贰板枋各五百块，杉木单料板枋五百块;柏木三十根，各长三丈径三尺;柚木五十根，各长三丈径二尺五寸。”

　　这仅仅是一桩“贵州采木事”。按“采一而伐十”的木材采办旧例，实际上木材的砍伐、征集数据，远不止此记。

　　明代官员王德完在《稽财用匮竭之源酌营造缓急之务以光圣德以济时艰疏(节财六事)》中曰：

　　“贵州原派二千七百九十余根块，计银可九十六万八百余两……湖广头运得十分之四，库发银止一万八千五百，余皆索之黔民也。”

　　至于采木地，纵观整个明代的采木事，巨大楠杉木的采办地主要在四川、贵州、湖广三个行省内。贵州省建省时间为1413年，而1406年明朝廷采木时贵州尚未建省，分隶于四川、湖广、云南三行中书省。永乐初，采木地即为四川、湖广诸省，故“贵州采木事”追溯当起于永乐年间。

　　到明末清初，四川、湖广两个行省以及贵州西北部的巨大楠杉木资源已濒临枯竭，于是清代“西南采木事”的主战场逐渐转移到清水江流域一线，采办对象的主体则转为杉木。

　　一叶知秋，以点带面。“贵州采木事”先于黔西北，后于黔东南，而黔东南的采木事，则主要集中于清水江一线。考究清水江采木事以及木商文化，则可洞悉整个采木事并中国木商文化。

　　因此，整个“西南采木事”之一的“贵州采木事”，实则为中国采木事的一个缩影。它几乎全程见证了长达六百年的“木材之流动”和与之如影相随的中国木商文化。

　　清水江采木事，是贵州乃至西南地区采木事中最精彩、最厚重的一笔，也是西南地区采木事的收官绝唱。

　　“构成清水江流淌故事最精彩篇章的，可能是清代以来满江漂流的木材带来的喧嚣与繁华”。 这是中山大学张应强教授对“木材之流动”最精辟的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