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博物馆收藏有一件珍贵的一级文物，即通常所谓的“国宝”——“侗族踩歌堂石刻”。

　　关于这件国宝，有个背景故事。

　　1984年11月，我受贵州省文化出版厅的委托，在首都与北京民族文化宫展览馆签订《关于筹办<贵州侗族建筑及风情展览>商谈纪要》，商定次年6月在北京民族文化宫一楼西厅举办《贵州侗族建筑及风情展览》。

　　展览名称为何这么长?叫《贵州侗族建筑展览》或《贵州侗寨鼓楼展览》不是更简洁吗?为了取个恰如其分的名称，我们费了一番脑筋。

　　诚然，侗族建筑的精华是鼓楼，举办《鼓楼展览》未尝不可。但考虑到，侗族建筑，除了鼓楼，还有花桥(风雨桥)、戏楼、凉亭、粮仓、水井、水车、水碓、水磨、萨岁(萨玛)、民居、斗牛圈、斗牛场等等，都很有侗族特点，文化内涵极其丰富。单就鼓楼而言，用途就有十多种：诸如聚众议事、击鼓报信、排解纠纷、对唱大歌、吹笙踩堂、存放芦笙、摆古休息、悬挂牛角、拾物招领、施舍草鞋、存放葬具(抬棺材的龙杠及绳索)，等等。

　　经过多次实地考察得知，侗族建筑不仅外形美观，工艺精湛，社会功能尤其丰富。可以说，社会功能是侗族建筑文化的精髓。侗族建筑的社会功能，全方位地反映侗族村寨的风土民情。如果只展出侗族建筑的照片、图纸、模型，没有民俗活动，体现不出侗族建筑的社会功能。因此决定，除了展出大量彩色照片和精致建筑模型外，还征集侗族民俗文物进行展出，组织侗族青年表演侗族歌舞，演示“行歌坐月”、纺纱织布，努力把展厅布置成“侗寨”，让观众亲身感受到，进入展厅犹如进入“侗寨”一般。“进寨”之前先听“拦路歌”，品尝“拦路酒”。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胡乔木，在开幕式上改变剪彩惯例，按照侗族“进寨”习俗，在高昂浑厚的莽筒芦笙声中，喝侗族姑娘敬献的牛角杯“拦路酒” ，令人耳目一新。由时任中国外交学会会长、贵州籍外交家韩念龙率领的外国驻华使节，在展厅内的“鼓楼坪”上与侗族青年手拉着手“踩歌堂” ，场面极为热烈。

　　现在看来，《贵州侗族建筑及风情展览》，就是侗族文物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综合展示，只不过当时尚未出现“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个词罢了。

　　为了筹办《贵州侗族建筑及风情展览》，我多次深入从江县一个叫“高增”的侗族村寨考察。一次，行进在村中石板路上，不经意间发现有块长方形的小石板，觉得不同寻常，弯腰翻开一看，但见上面刻有5个身着短裙的妇女人像，手拉着手跳舞，分明是在“踩歌堂” 。“踩歌堂”，侗族称“哆耶”。开展这种集体活动时，众人手拉着手，一边唱歌，一边跳舞，一人领唱，众人附和，最后一句都是“耶荷耶”，于是便有了“哆耶”的称号。“哆耶”，可直译为“唱耶歌”，意译“载歌载舞”。我将这块石刻，搬到鼓楼内存放。我知道，按照侗族习俗，鼓楼内的任何物品都是不能随意拿走、损坏的。

　　这块“侗族踩歌堂石刻”，后来被我派往“高增”侗寨征集文物的简菊华同志带到贵阳，并带到北京，在《贵州侗族建筑及风情展览》上展出。按照《关于筹办<贵州侗族建筑及风情展览>商谈纪要》条款的规定：“展览结束后，所有展出实物原则上由民族宫收藏，并支付经费。”简菊华同志是贵州省博物馆的退休老专家，有着丰富的文物博物馆学知识，她建议我留下“侗族踩歌堂石刻”，带回贵州收藏。征得北京民族文化宫同意，我们如愿以偿。我想，如果简菊华同志没被邀请参加举办《贵州侗族建筑及风情展览》，或者她没能慧眼识珠，建议带回贵阳，那么，贵州省博物馆就缺少一件很有地方特点和民族特色的一级文物了。“一级文物”是由国家文物局指派的专家组到贵阳实地鉴定认可的。而且是“一票否决制”，只要有一位专家不同意，就不能成为一级文物。由此可见，“侗族踩歌堂石刻”荣登“国宝”殿堂，非常难得，也有点偶然。

　　这件“侗族踩歌堂石刻”，是作什么用的?当时并不清楚。1998年，我到“一大”代表邓恩铭烈士故里荔波县一个叫“水浦”的水族村寨考察“石板墓”，在一座杂草丛生的二层墓体石板上，发现一块类似“侗族踩歌堂石刻”的石头(图4)。我晓得，侗族与水族同源，语言同属“汉藏语系壮侗语族侗水语支”，风俗习惯也有相似之处。从而推断，“侗族踩歌堂石刻”可能是古墓葬或土地庙(侗族称为“萨玛”“萨岁”、“圣母祠”)建筑上的石刻部件。不过，如今水族民间舞蹈中，只有“斗角舞”(斗牛舞)、铜鼓舞、芦笙舞，没有“踩歌堂”。

　　“水浦石板墓”是明代墓葬，说明300多年前，水族与侗族一样，流行“踩歌堂”活动。类似活动，国内有的少数民族叫“踏歌”，而与侗族、水族交错杂居的苗族村民，则称为“踩铜鼓”、“踩芦笙”。总之，都是踩着音乐的节拍(史书称为“顿地为拍”)，跳集体舞。